东晋南朝佛寺文化勃兴的几个问题

摘　要：从东晋至宋齐梁陈，建康的佛寺数量就不断地增加，除了帝王、皇子后妃、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僧人等崇佛造寺的因素之外，和建康这个城市的建设亦有一定关连，而都城建设的步调又和东晋南朝以后政局渐趋安定，经济的复苏有关。

关键词：东晋南朝； 健康； 佛寺； 政局

　　东晋南朝是一个佛教信仰极为兴盛的时期，当时南、北两大都城洛阳、建康城（今南京）内外，都有佛寺分布，所谓"江南四百八十寺"，虽未必准确，却也大致说明了这种情况。北魏洛阳因为有杨衔之《洛阳伽蓝记》一书，使后人对于洛阳佛寺的数量、分布和建筑，能有大致的了解，而建康就没有这类著作的遗留，因此迄今有关建康佛寺的讨论，成果也十分有限。在佛寺的考古方面，也少有进展。兹不揣浅陋，试就东晋南朝佛寺文化勃兴的几个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政局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
　　东晋南朝建康都城建设的发展历程，充分反映在建康佛寺数量的成长上。建康的佛寺的增加，实和建康这个城市的建设步调颇为一致；而建康城市的建设，也和东晋以后逐渐形成南北政权并立之局，社会经济方面的复苏，南方王朝的逐步建设有关。
　　孙吴和东晋初年时局动荡，所以从晋成帝咸和中期以后，才逐渐展开都城的建设，至梁武帝之世，达到其高峰，此时也是建康佛寺数量最多的时期。孙吴最初建都武昌，至黄龙元年（229）迁都建业，当时仅以先前孙权所建的将军府，做为宫城，改称"太初宫"，并且环绕着宫城，以竹篱建造皇城的城墙，周回二十里一十九步；继而增建南宫、苑城和西苑、昭明宫。孙吴亡国之后，晋武帝并未破坏建业，至东晋元帝因五胡之乱而南迁，立国于江左，便以此为都。东晋南渡之初，百废待兴，经济十分困窘，无力修造都城，一切都沿袭着孙吴都城的旧规。至元帝咸和二年（327）苏峻作乱，对建康宫城和都城都造成很大的破坏，咸和四年（429）苏峻乱平之后，虽然当时财政困难，也不得不修造宫室都城，为了筹措经费，便对新任命的官员征收"修城钱"，充当修城的费用。晋成帝以王导主持，重新规画建康城，在都城开设六个城门，在都城南面秦淮河上架设"朱雀浮航"，并新建宫城"建康宫"，就此奠定了建康城的规模。此后南朝各代只能在此规模上增筑改建，不能逾越其规制。除了宋、齐两代世主要是增筑宫室苑囿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齐高帝和梁武帝时的建设，齐高帝时将先前以竹篱筑造的都城城墙，改为夯土城墙。梁武帝时增筑一重宫城城墙，并且在秦淮河两岸筑塘，以防治都城水患。梁武帝时期是建康城建设最完善的时期，至梁末侯景之乱以后，建康受到很大的破坏，即使陈代初年做部分修缮的工程，终是难以恢复其盛况。
　　梁武帝之世不仅是东晋南朝建康最繁荣的时期，也是建康寺院盛况空前之世根据唐代僧人法琳的记载，东晋南朝寺院的数量如下：
　　
　　　　　　东晋　1788，宋1913，齐215，梁2846，陈1232
　　     
　　从以上的数字，可以显示梁朝时，寺院的数目有跳跃式的增长，除了梁武帝笃敬佛教的因素之外，和梁朝政治社会的繁荣这个大背景应有密切的关系。从东晋仓皇在南方立国，到了梁朝，整个南方无论是国家或者是整个民间社会的经济，都得到充分的发展。梁武帝统治之世，恰逢北魏政治衰落之时，无力南侵，所以边境无事，而武帝又勤政节俭，因此他在位的前三四十年，是汉末以来最为安定富盛的时代，史书上形容梁朝盛世："征赋所及之乡，文轨傍通之地，南超万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财重宝，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阙庭，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故此时寺院的数量是东晋南朝之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二、城市生态环境的恢复与"舍宅为寺"

　　建康的城市建设和寺院的增加也有密切的关系，可以钟山为例。钟山成为建康重要的佛教圣地，与东晋时期都城建设的两项措施有关，一是东晋咸和中在建康城东面开设了建春门和清明门，二是钟山的造林政策。钟山本来草木稀疏，崖窟峻异，从东晋开始，令诸州，郡官员罢职返回京师时，必须在钟山种植松树，一直到刘宋时期都还执行此一政策，"金陵地记"云：
蒋山本少林木，东晋刺史罢还都，种松百松，郡守五十株。

　　注重自然生态环境的维护是经济社会稳定的结果。由于长期在钟山造林，随着年月加深，林木繁茂，刘宋以后，钟山成为隐士幽栖的佳处，也是僧人禅居修行的灵秀之地。如刘宋时外国僧人僧伽罗多抵达建康，就看中了钟山做为修行的处所，并且在这里建造寺院："元嘉十年卜居钟阜之阳剪棘开榛造立精舍即宋熙寺是也......"
　　晋成帝咸和五年重修建康城时，改变先前仅在南面开设一个宣阳门的设计，同时增筑了五个城门，在东面开设的建春门和清明门，方便了都城东面和城内的连络，对于建康城东以迄于钟山地区的开发，有很大的影响。东晋以后在此二城门之外，建造了不少佛寺，同时此二门也方便了都城之内皇室成员，王公贵人到钟山的交通，这也是钟山佛寺日益增加的动力之一。
　　文献上建康一地的历史可溯自春秋时代的越国在此筑城，东晋南朝建都建康实际上是以一个古老的城市上逐步增筑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规划就受到原有建筑物的限制。在此城市中建造寺院，势必要原有的住宅让出空间来，因此和北魏洛阳舍宅为寺的情况相较，建康城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丹阳尹萧摹之所上的奏书，就指出当时舍宅为寺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经到"甲第显宅，于兹殆尽"的地步了，因此建议此后必须先向本州申报核准，才可以动工建造寺院"兴造塔寺精舍，皆先诣在所二千石通辞，郡依事列言本州；须许报，然后。就功"到齐武帝时，情况愈演愈烈，从前述寺院增加的数字即可见其一斑，因此，齐武帝在他的遗诏中，特别下令不准"以宅为精舍"：

　　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

不过，建康佛寺的数量仍然持续增加，到梁朝郭祖深提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这个数据，认为如果不抑制佛寺和僧尼数目的增长，则"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
　　建康都城内的佛寺，大都是在原有的住宅园林的基址上建造的，有的是信徒施舍自家的园宅所兴造的，其中有一部分是以先代的家庙，祠堂，也有是购买墓地，用以建立为佛寺。如宋文帝元嘉二年（425），黄门侍郎王景深之母范氏以其先祖王 坦之故祠堂地，施给比丘尼业首，建造"青园寺"。又，梁朝一位名叫邵文立的屠夫，购买秦淮南岸定阴里晋零陵王庙地，为道度禅师起造"小庄严寺"。晋零陵王就是晋恭帝司马德文，公元420年，晋恭帝禅位给宋武帝刘裕，刘裕封他为零陵王，世代袭封。不过，齐武帝永明八年（490）二月，他的后世零陵王司马药师去世，其后就未见相关的记载，有可能是经过数度朝代更迭，司马氏没落了，到梁武帝时就将家庙卖予人为寺了。又，宋文帝时，僧人道儒到了建康，卢丞相，伯仲孙等人一起出资买张敬儿先人的墓地，为他建了一所佛寺，即"齐福寺"。刘宋时张敬儿历为南阳太守，雍州刺史，至齐武帝时才被诛杀，故此处说买张敬儿故庙，当是张敬儿在逐渐显贵之时，或改葬先人，所以出售旧墓地。
　　最多的情况是以自己的园宅造寺，如晋尚书仆射谢尚舍宅造"庄严寺"，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居士司徒察舍宅为"义和寺"，后来梁昭明太子萧统为此寺所写的寺额"义和之寺"，至元代尚存。晋咸康三年（337），尚书令李邈舍宅造灵曜尼寺，后改称"金华寺。"宋车骑将军范泰在其住宅之西建"祇洹精舍"，施舍果竹园六十亩地以为寺域，并请僧人释慧义为之规画。又，刘宋少帝景平元年（ 423），平陆令许桑舍宅造寺，名为"平陆寺"。齐世明僧绍将他在摄山的居宅施舍为寺，即"栖霞寺"。梁武帝即位以后，舍其原有居宅为"光宅寺"。梁征西咨议郯僧绍舍宅，建"仁孝寺"。陈天嘉元年（560），章皇后舍宅为"国胜寺"。
　　另外，有的舍宅为寺是仅将住居宅第的一部分，捐作寺院，如梁世吏部尚书徐勉将他在清明门外的住宅西半部，割给宣武寺。何敬容舍宅东为伽蓝，建"众造寺。"如果仅是施舍住宅的一部分，基于"宅不西益"的忌讳，通常是割住宅的东面以为寺院。梁代吏部尚书到溉也将他居宅中的山斋，舍为寺院。尚书令谢举也以他园宅中的山斋，舍作寺院。如后二者寺院的规模必不大，而且仅是其住宅的"家寺"。
三、寺院的"园林化"特色

　　由于以舍宅为寺，它的基址一般并不是太宽敞，因此多数建康的寺院规模并不是很大，有时候要连同附近好几家，甚至邻近一大块住宅区连同改建为寺院。如建康的安乐寺原来是僧人慧受向王坦之要一小屋立寺，后来王坦之就他的园宅全部捐出来，用以造寺。王坦之园宅座落在官员集中居住的地区，后来他的四邻："东有丹阳尹王雅宅，西有东燕太守刘鬪宅，南有豫章太守范宁宅"都一起施给寺院。这些寺院虽然不见得多么高大宏伟，却皆有很好的绿化，与周边环境十分协调。
　　梁武帝个人就建造了光宅寺、同泰寺、大爱敬寺等寺，他并且运用皇权扩张了大爱敬寺和长干寺的范围。普通元年（520），年梁武帝在钟山建造大爱敬寺，此寺旁边就是东晋丞相王导的赐田，世代相传；梁武帝想向当时拥有此土地的王导的后代王骞购买，用来施给寺院，但王骞凭着自己是江左第一等大族的后代，执意不肯卖，并且说："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向皇帝示威，因此激怒了武帝，便以市价给值，强取了这块土地：

　　时高祖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骞旧墅在寺侧，有良田八十余顷，即晋丞相王导赐田也。高祖遣主书宣旨就骞求市，欲以施寺。骞答旨云："此田不卖，若是敕取，所不敢言。"
　　
　　由于王骞没有充分配合，因此一度被调离了都城。另外，孙吴时在秦淮河南岸所建的长干寺（阿育王寺），由于位于民居殷繁之地，寺域可能不是太宽广，因此梁武帝下令收购此寺附近数百家住宅，以扩建寺院。由于阿育王寺系位于秦淮河南岸平民住宅区，平民对于皇帝的命令，孰敢不从，因此很顺利地取得了土地，增建殿堂，《梁书》云："及大同中，出旧塔舍利，敕巿寺侧数百家宅地，以广寺域，造诸堂殿并瑞像周回合等，穷于轮奂焉。"
　　东晋南朝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贵族在政治，社会上居于支配的地位，他们和平民百姓之间有相当的差距，因此在建康城内外同一阶层的人有聚居在某些地区的趋势。这种情形也反映在佛寺的分布方面。东晋南朝三百余年间，一则由于舍宅为寺的缘故，在建康城内外形成了宫城北方的皇家寺院区，秦淮北岸，都城东面的贵族寺院区和秦淮河南岸的庶民寺院区。二则由于建康城内地狭人稠，另一种趋势就是在近郊建造寺院，因此造就钟山地区寺院林立，成为建康的佛教中心。此外，在离都城较远的地方，如摄山，牛头山也兴造了一些寺院，也各自形成一个佛教中心。
　　中古时期寺院是人们重要的赏游地点，比如北魏洛阳寺院大都有宽敞幽深的园林，人们是多慕寺院园林之美而前往游观。由于前述"舍宅为寺"等方面的原因，建康都城之内寺院则寺域较为狭小，但寺院之内有精彩的佛画和经变图，前往游观者往往从这些耸动人心的艺术品中，得到宗教上的启发。另一方面，建康城内的寺院少有清心敞丽的园林，因此，位于都城郊外的钟山和摄山等地的寺院，因饶富山林之趣，景致幽深，就成为建康城民前往游闲散心之地。当代贵族名流有不少游赏寺院的诗作，他们最常去是钟山的寺院，如大爱敬寺，开善寺，明庆寺，以及摄山的栖霞寺。
　　上述的寺院也各依其所处地区的特质，也呈现不同的寺院风格，除了秦淮河南岸的寺院之外，大多数的佛寺皆偏重义理，故《续高僧传》里有样的形容"金陵都会，朝宗所依，刹寺如林，义筵如市"，"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咨质文理，往往而繁。"而秦淮南岸主要是平民住宅区，除了瓦官寺之外，主要着重习禅修行。钟山这个佛教寺院区是在东晋以后发展起来的帝王贵族佛教寺院区，史书记载帝王皇子，达官贵人经常前往钟山听内典，由于它此一特性，使它在南朝灭亡之后就衰落了；反倒是离建康较远的摄山，牛头山主要走的是僧人潜修讲论的路线，由于它们和三论宗和禅宗的关连，而始终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唐)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梁）沉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梁）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唐）姚思廉.陈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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