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2-12-01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艺术理论
[论文关键词]美的主客观性 话语权 审美判断 精英 大众
[论文摘要]历代关于美的主、客观之争,众说纷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际上是有关话语权的问题。坚守客观说,认为美是有着客观标准存在的,有种话语霸权在里面。以一己之见否定他者,这往往是精英[1]的行为,总是想要垄断文化,力图干涉控制大众[1]文化。其实,美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审美判断本身是多元性的。
美是什么?因不同的理解,定义得不确定,究竟怎么界定美,美是主观还是客观的,千百年来争论不休,众说纷纭。
主观说认为美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它和审美主体有关,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审美标准,即“我认为这幅画是美的”;客观说认为美是一种客观呈现,它由审美对象本身决定,可以表述为“这幅画是美的”,这里美是一个表语,美是事物的一种属性。当然还有坚持折中说,既承认个人的主体性与价值的多元性,又相信人的审美价值判断又有着共通性。即美关于理论上的主观性(相对主义)和体验上的客观性(客观价值的美丑标准),这是一种比较现实的折中说法,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下面主要谈谈关于美的主、客观性性与话语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说,关于美的主、客观之争,实际上是有关话语权的问题。认为美是主观的,即承认美的多元性与承认审美判断的非唯一性。坚持美是客观的,大都是站在某一立场,从自己角度出发,否定其它价值判断,这是种话语霸权。其认为美有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由谁定呢?很显然,谁制定这个标准谁就等于掌握了美的评判权力。而很明显,通常这个关于审美判断的话语权是由所谓精英阶层来掌控和垄断的。
就实际历史来看,也确是如此。古今中外历来关于美的争论与艺术的功用说问题大抵都是这方面的印证。美的主客观与话语权的关系这个问题,具体地反映在美的标准上来说,可以看出,通常所称的艺术美只是精英们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但是因为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与各种资源优势,其标准往往会成为社会的标准和正统美学的范本。而承认自然美与承认审美判断多元的人基本上可以说站在大众的角度的。而且,在我看来,“美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精英式的判断概念。“艺术”亦是精英阶层的特有资源。在历来的美学争论中,对主客观不同观点是可以分作精英立场与大众立场的不同的。坚持客观说者即把文艺与美学等看作一个工具,承担着社会教化和道德规范等多重教育意义。统治阶层规定一个他们制定出来的标准,让大众接受并遵守,为的是便于管理。而坚持主观说者,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没有功利目的的,他们是站在人的立场上,承认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与关于美的价值的多元性,这才是真正站在一个客观纯粹而非阶层的立场上去纯粹的看待美学的,这样才能真正的享受各种各样的真正的美,而不是概念和定义上的被规定的所谓美。
先从西方说起,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是一个最早和最典型的“文艺的社会功用说”的持有者,他认为“文艺必须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好坏必须首先从政治的标准来衡量”。[2]他的哲学和美学思想都是在雅典民主势力上升时代从维护贵族统治的基本政治立场出发的。他认为,世界分为理式世界、现实世界、艺术世界,而理式是最高的层次。“只有贵族阶层中文化修养最高的人(‘爱智慧者’)”才有福分接近这种高不可攀的“理式”,只有根据这种理式,在人身上才能保证理智的绝对控制,意志和情欲的绝对服从。从其统治阶层立场出发,“柏拉图鄙视理式世界以下的感性世界,鄙视与肉体有关的本能、情感和欲望。鄙视哲学家和‘保卫者们’以外的劳苦大众,鄙视哲学家的观照以外的实践活动以及和实践活动有关的技艺。”[3]
“柏拉图在西方是第一个明确地把政治教育效果定做文艺的评价标准,对卢梭和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都起了一些影响。近代许多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往往特别攻击柏拉图的这个政治第一的观点,其实一切统治阶级都是运用这个标准,不过不常明说而已。”[2]是的,柏拉图只不过是直率而明确地坚持着“文艺的功用说”,其关于美的标准化与对民众的控制意明显而直露。其实,坚持美是客观的这一观点的许多人又何尝不是和柏拉图一样实行着“话语霸权”,以自己的精英立场去规定美的标准呢!历代精英阶层几乎无不规定着各自的美学定义,然后去品评其它和否定着大众美学与文化,甚至是因其掌握着话语权而替其他群体“代言”,不许其他话语与不同声音的张扬。对于历来的统治阶层来说,更是要制定自己的美学规范,以正统思想与美学观念来取代大众的标准,从而达到控制大众的思想行为的目的。
生在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的贺拉斯承认“诗有教益和娱乐的两重功能”,但其仍旧很强调美的标准化和文艺的“合式”。贺拉斯认为“合式”(decorum)或“妥帖得体”是诗所必不可少的品质。“合式”这个概念是贯串在《论诗艺》里的一条红线。“‘合式’牵涉到文艺标准问题,合什么‘式’呢?这‘式’是由谁设定的呢?它是否一成不变呢?……贺拉斯的“合式”概念毕竟还是奴隶主阶级意识的表现,合式其实主要是合有教养的奴隶主的“式”。当时文化日渐发达,下层阶级已开始参与文艺活动,他们的趣味和要求(他们的“式”)已开始发生影响;在贺拉斯看来,这不免破坏“合式”的准则。”[4]他一再感叹,“试想一些没有教养的乡下人出来度节日,和城里贵族们混在一起,你能指望他们有什么文艺趣味呢?”[4]其“合式”的理想是和罗马贵族的生活理想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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