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弼“言意之辨”的哲学意蕴

　　“言意之辨”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代表了魏晋玄学的巅峰，是魏晋玄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他的思想更是对魏晋玄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言意之辨”的历史溯源

　　以先秦时期为萌芽，以名家和法家为代表的关注问题，开始了“名”“实”之辩，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儒家有所关注的“言”“意”问题，有所论述，但并未深入阐述，但是诸子对名实关系，言意关系的论述，开启了人们认识的关系的新领域，人的认识能力与语言表述能力之间有着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二、“言意之辨”的发展与演变

　　（一）道家学说的发展对“言意之辨”的影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出自《道德经》的名句，体现了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道”。老子的是“道”并非虚无的东西，是有实在实体的事物，强调“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是无限运动着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整个宇宙的万物随着“道”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生生不息，可是事物是会消失熄灭的，而“道”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永恒存在的。“道”是永恒存在的，有了名就会被限定住，由此，“道”是无形的、无限的。老子“道”的本质就是无形、无象，不可琢磨，这是用任何语言和华丽辞藻都无法描述出来的一种本原，这就与语言所追求的确定性和有限性相冲突，由此看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言不尽意”的开端。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对言意关系也有着自己的辩证，他认为“道”是无法用语言所表述的，这就继承了老子对“道”思想的论述，但庄子明确指出了语言的片面与匮乏，语言所代表的东西是表面的，肤浅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论述的。庄子对言意关系的观点，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哲学“言不尽意”论的发展，为“言意之辨”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二）儒家哲学在言意关系上的发展

　　在孔子时期，儒家哲学所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名实之辩上，这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分不开。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日渐衰微，诸侯争霸与混战的局面愈见频繁，孔子将其看做是“礼坏乐崩”的大乱局面。孔子认为要制止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其要害就是要正名。正名是孔子哲学的基础，以复兴周礼为契机，孔子逐步创立了儒家学说。注重名实之辩的同时，孔子也提出了言意关系的学说，“意者辞之主，辞者意之需。君子之辞，达其意而已，夫岂多骋旁枝为哉，故曰‘辞达而己矣’。”这是孔子进一步提到他关于人若利用语言文字表述思想感情时应以适切、达意为准则的主张。

　　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对言意关系的思想，“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由此可见，孟子也是站在言能尽意论的角度看待言意关系的。并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言能尽意的观点。这对中国哲学在言意关系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王弼“言意之辨”的内在关系

　　言意关系的讨论真正兴起的时期，是东汉时期。当时，并不是直接针对言意本身开始的，而是从对他人的形神矛盾、志识矛盾品评开始的，从中引发的关于言意关系问题的讨论。因此，言不尽意论的产生与流行源于汉魏之际的人物品评活动。这为魏晋玄学的兴起提供了某种契机。王弼作为玄学的创始人，不可避免的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这个命题主要论述就是“有无之辩”，与这个命题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言意之辨”

　　（一）“言”“象”“意”的含义

　　“言意之辨”是王弼哲学的核心问题，“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又是“言意之辨”的基本关系问题，可以说，“言”“意”关系问题是长时间潜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无法理清的基本问题。无论是是道家的“言不尽意”，还是儒家的“言能尽意”，都没有极尽详细的对此问题进行论述，而且人们深受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为了理清言意关系的问题，王弼哲学提出的“言意之辩”是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

　　在王弼看来，“言意之辨”中的“意”是圣人之意，“言”与“象”只不过是传达圣人之意的渠道和载体罢了。“言”是可以描述出来的，“象”是可以表现出来的，“言”与“象”都是用来形容和表现“意”，即天地的意志，万物变化的规律。从个人的角度讲，“意”是圣人之意，是圣人对“宗”“无”的体悟，是人们得以保全性命，不断发展的真意。“意”是世间万物变化的根本，但他需要“言”“象”来表达，“言”和“象”是“意”的必要表现形式，他们一起承载并传递“意”，世人要想对“意”进行理解，就必须通过“言”“象”来认识事物。因为，“言”“意”“象”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有效的在认识中传达天地至理。

　　（二）言意之辨的内涵

　　王弼的“言意之辨”与先辈的思想都有所不同，他把“言”“象”当做“意”的载体的思想，极具创造性，“意”作为事物的本质，是由内部包含着有形的、有限的“象”和“言”的统一，反过来说，“象”和“言”又是“意”的反映与表现。这与王弼的本末不二，体用一源的哲学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1、“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①在王弼看来，“言”的存在就是为了说明“意”的，“象”的存在是为了体现“意”的。他们三者是由“意”到“象”再到“言”的层层递进的关系。 　　2、“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②王弼十分反对，单独将“象”或者“言”割裂谈“象”与“言”在王弼看来，言是无法与象分离的，象与意分离更是不可能的，更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总而言之，在谈到“言”“意”“象”三者关系的时候，王弼一直坚持体用一源的原则，坚决反对“存言”和“存象”。

　　3、“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③然而在王弼看来，“忘象”是“得意”的前提，“忘言”是“得象”的前提，要想真正的领悟“意”的本质，最根本的东西在于“忘”，“忘言”“忘象”才能“得意”，“忘”的真意就是扬弃，只有真正做到扬弃，对身外一切表象的、有限的东西进行扬弃，进而把握最真实的东西，才能实现对“意”的真正领悟，只有通过“忘”才能达到天人合一，才能真正领悟“意”的内涵。

　　四、王弼“言意之辨”的价值

　　王弼的“言意之辨”为后世治学提供了新思考，自古以来，我们学习知识知识通过后世的经典文献和文本进行阅读、理解和学习，然而这时远远不够的，文字中的东西，只是“言”出来的，势必会有限和不足，那么我们学习的过程绝不对单纯依靠文本来获取，这样一定得不到真知识。在学习时，不但要注重“言”的领悟，也要注重“象”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真正领悟“意”的内涵。

　　王弼的“言意之辩”为处事做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一定要注重“忘言”“忘象”的价值，只有真正做到“忘”才能在为人处世的时候，真正做到扬弃一切，舍得一切，才能成就真自我，与天合一，与道合一。（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解：

　　① 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明象》

　　② 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明象》

　　③ 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明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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