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屠格涅夫与鲁迅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哲学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鲁迅自觉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以及汲取“异域的营养”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英美文学，鲁迅在文学创作中与俄国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他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之间的文学关系也被不少学者论及，二人“在思想、情感的共鸣上尤为深刻、内在，在文学的主题、形象、构思上的影响关系与类同性亦相当明显”，二人的文学作品均蕴含着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悲观与惆怅。

　　一

　　悲观主义，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生观由来已久。在近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加深，悲观主义已经成为一门系统的道德哲学。一谈到悲观主义，首先应想到的是其绝对倡导者叔本华，叔本华的生命哲学蕴含着阴暗的悲观主义思想。他认为人的生活是一出悲剧，因而痛苦是必然的，人生注定要遭受痛苦和灾难。因此，悲观是人的本质。同时，他还认为，人的意志是不能满足的欲求，这种不能满足的意志是痛苦的，因而人生注定是痛苦的存在。19世纪，悲观主义哲学思想正是在叔本华的倡导和发展下得以繁殖，并随着欧洲政治局势的紧张而形成了一股席卷整个欧洲的哲学思潮。

　　对于屠格涅夫来说，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在他的人生调色板上一度是浓厚的，这与他从小的成长经历以及后天的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有很大关联。屠格涅夫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深得父母喜爱。然而，受宠中却又常常伴随着父亲的冷峻和母亲的管教，冲突激烈的家庭生活使屠格涅夫在刚强的外表下逐渐显露出温顺柔弱、胆怯畏惧的性格特点。不知不觉，悲观主义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种子。大学时代，屠格涅夫开始真正从事哲学研究并接触了悲观主义哲学。毕业之后，他更是来到哲学的沃土――德国柏林大学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当时，尽管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无人问津，但他本人一直坚持鼓吹自己的悲剧生命哲学，屠格涅夫对此不可能没有了解。同时，19世纪后半叶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书报检查的严密、对自由思想的疯狂扑杀、对进步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使得包括屠格涅夫在内的一群思考和追求俄国解放事业的知识分子纷纷感到悲哀。于是，“一种深邃的忧郁之情充斥着屠格涅夫的思想，并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2}。可以肯定，当时的屠格涅夫已自觉地接触了悲观主义哲学并受其影响，悲观主义深深扎根于他的思想体系，并贯穿于日后的整个创作过程中。

　　鲁迅生活的年代――20世纪初的中国，与19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有着相似的社会背景。辛亥革命的流产、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思想上的高压政策，使得中国社会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停滞状态。基于中俄社会相近的国情，俄国文学思想比之其他的外国文学更适合中国社会。因此，鲁迅格外关注屠格涅夫的创作，并长期关注屠氏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藏书中有关屠格涅夫的作品达数十册，在杂文集中鲁迅也有多处谈到了屠格涅夫的文学思想及创作。对鲁迅来说，屠格涅夫及其作品充当了悲观主义思想的间接传递者。在此基础上，鲁迅接受屠格涅夫作品中悲观主义思想的影响，实属自然。二人对祖国解放事业和前途的思考，对本国民众麻木、愚昧的精神状态，对进步知识分子苦闷、绝望的悲剧命运的书写，都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体现出一种惨淡、绝望的悲观心境。

　　二

　　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屠格涅夫与鲁迅以作家的敏锐感知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祖国未来事业和民族前途问题做出深刻思考。一方面，二人对于祖国解放事业始终充满信心，因而在作品中猛烈抨击了阻碍民族前进事业的封建专制主义，塑造出一系列具有进步精神的革命先觉者和民族知识分子形象，赞扬了这些社会斗士们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然而，在另一方面，屠格涅夫与鲁迅笔下的这些社会斗士无不以悲剧命运收场，他们往往是形单影只、孤身一人地与社会黑暗势力宣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实力悬殊而宣告失败，颓丧之气和悲哀氛围愈发浓密地笼罩于作品之中，极具悲观主义色彩。

　　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是19世纪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方面，罗亭思想进步、能言善辩；另一方面，他又对革命事业热情似火，有着甘愿为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样一个典型的革命先觉者，曾在俄国黑暗年代起过重要作用，却始终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扎根，一遇到实际问题就变得软弱无力。后来，他参加了法国六月起义，最终死于巷战，不免沦为悲剧人物。最有代表性的革命者形象是《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他既是一个富有斗争激情和批判个性的革命者，也是一个用科学理性和坚强个性武装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然而，这样一位英雄式的主人公，既没有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只能孤身一人向贵族宣战，到最后落得“把一颗热烈的心灵埋葬在乡村墓地的冰冷泥土下”的下场{3}。谁能想到，这些充满才华、抱负，富有斗争精神的青年革命者在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后，在沉睡的俄罗斯土地上得到的却是如同死亡般的凄苦、悲凉和绝望。

　　同屠格涅夫作品中的人物相似，这种来自革命失败者的悲观心境也成为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切身体验，鲁迅笔下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也无不渗透着悲凉感。《狂人日记》中的先觉者“我”，深刻揭露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不仅未能号召民众，反而被当成疯子囚禁起来；《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一个朝气蓬勃、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高潮来临时曾大谈政治、议论改革，然而残酷的现实却让他锐气消沉、满腹怅惘，靠着“子曰诗云”混沌度日，渐渐在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下沉沦；《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是一名“新党”成员，“五四”之后，他依旧对革命发表一些“没有顾忌的议论”，即便遭到世人的侮辱、诽谤，也依旧孤独、顽强地挣扎在革命斗争之中。然而，社会的黑暗和现实的残酷终究使他无法坚持自己的理想，最终沦为自己先前所憎恶的人，成为彻底的失败者。 　　对于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鲁迅曾深有感触：“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深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4}用叔本华的话来说，任何个别人的生活，从整体上来看，都是一出愿望无法实现、希望被无情践踏的悲剧。黑暗、专制的现实社会使屠氏与鲁迅笔下先觉者的革命追求和美好理想化为泡影，在残酷现实的重压下，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笔下的主人公，都无不蕴含着悲剧色彩，无不感慨万端地承认这一苦味的现实。

　　三

　　屠格涅夫和鲁迅在表现革命先觉者和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同时，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话题：人民群众与革命先觉者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屠格涅夫和鲁迅对于革命者命运的书写有着悲观主义倾向，那么在表现人民群众与革命者的关系上，作品则呈现出更为悲凉的意味。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为了民族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的行为，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遭到了来自人民的坚决抵抗，甚至是仇恨与破坏。在两位作家笔下，本应作为革命者坚强后盾的人民群众反而是愚昧麻木、自私自利的代表，他们被塑造为革命的破坏者和专制主义的帮凶，那些代表群众利益的革命者的不幸命运常常是由群众直接造成的。在这一问题认识上，不仅体现了两位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更体现了二人对于现实社会深入骨髓的悲哀心态，这与叔本华哲学中阴暗的悲观主义相契合。人民群众对革命者的冷漠、对革命事业的麻木，甚至是对革命的破坏都阻碍了革命者革命理想的实现。无论革命者付出多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其革命欲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并最终沦为叔本华所定义的“一场痛苦的存在”。这一思想主题如同往复回旋的主调，反复萦绕于作品之中。这令人痛苦的悲哀不仅属于革命者本人，更属于整个国家和民族。

　　最具代表性的是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工人和白手的人》和鲁迅的小说《药》。作为屠格涅夫晚年的散文诗，《工人和白手的人》将革命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冷漠关系做了更为鲜明的概括。仅用五百多字的篇幅，通过两个时空转换，就描绘了一出令人心生感伤的社会悲剧，道尽了革命者灵魂深处的悲哀。作为革命先觉者，“白手的人”和众多革命者形象相同，对革命事业抱有坚定的信念，同时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了人民群众的解放，他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即使镣铐加身，也依旧不忘初心，坚持为人民解放事业奋斗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然而，这样一位高大的革命者形象，却遭受着工人们的冷遇和仇视。在革命者牺牲后，工人们毫无悲痛之情，甚至欢欣鼓舞地去享用革命者的牺牲，幻想“能搞到绞死革命者的绳子”来“为全家带来幸福”。革命者革命愿望的破碎、生命的悄然逝去与人民群众的冷眼旁观形成鲜明对比，强化了革命者个人的悲哀和痛苦。

　　同样的悲哀也出现在鲁迅的小说《药》中，《药》的创作，在思想主题和艺术构思上，都受到了《工人和白手的人》的影响。关于这个问题，鲁迅自己也曾谈道：“俄国的屠尔介涅夫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仿佛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牺牲的人。他的手因为戴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一种迷信，以为绞死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痨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昧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了。”{5}《药》中的华老栓为了救治自家儿子的肺病，对革命者夏瑜的牺牲无动于衷，一心只希望能得到夏瑜的血来为儿子当药治病。显然，《药》在情节和构思上受到了屠格涅夫《工人和白手的人》的启发，揭示了一个典型的屠格涅夫式的思想主题。但更重要的是，《药》除了继承这种悲哀之外，还将它进一步深化。《工人和白手的人》中，屠格涅夫在写到工人合计想搞到绞死革命者的一截绳子时便戛然而止，将悲哀停留于此。鲁迅的《药》却将《工人和白手的人》的结尾作为叙事的起点，围绕革命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故事进一步展开，写这些麻木愚昧的人民群众如何残忍地得到人血馒头，写人血馒头如何被群众食用，却没能救命，没能为群众带来好福气，人民群众在享用了革命者的牺牲之后依旧逃不掉悲剧命运的魔掌。如果说《工人和白手的人》是对革命者悲剧命运的深刻揭示，那么《药》则将这种悲哀扩展到了人民群众和整个民族的层面上。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漠然抵抗不仅毁掉了革命者自身，更葬送了整个民族群体的未来。显然，在这一问题上，《药》阐述得更为深刻。它不仅体现了鲁迅对社会现实的理性认识，更融入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哀思，以及对民族未来的惆怅和迷惘。

　　四

　　屠格涅夫晚年定居巴黎，老弱和病魔苦苦地折磨着他，爱情也令他苦恼不堪；同时，面对祖国黑暗的社会现实，屠格涅夫由衷感叹不幸的人生遭遇，但又不希望就此沉沦。于是，他将这一复杂的情感倾注在散文诗集――《爱之路》上。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屠格涅夫在散文集中热衷于探讨宇宙起源、生存意志、灵魂的永生等一系列问题，他不甘向黑暗社会屈服，处处表现出对当时沙皇专制统治的愤恨，但“又自感未能寻见光明的出路而无力与黑暗抗争”{6}，在遍寻结果不得后，苦难的社会现实最终使屠一步步走向悲观。在《爱之路》的许多诗篇里，屠格涅夫都在表现“死亡”“宿命”等消极主题。如在《玫瑰花，多美丽，多鲜艳》中，他认为，青春如同昙花一现，虽然美丽，却是异常短暂的，终究难逃“死亡”的控制，因而人对于自己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最终都会走向死亡。这类诗篇无不流露出已步入迟暮之年的屠格涅夫内心的忧郁与哀愁。

　　然而，屠氏及其作品并不是绝对的悲观。与叔本华对生命的消极否定不同，屠格涅夫笔下的悲观主义对生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仅仅表现为对自身处境的迷茫。他并没有向叔本华那样从悲观主义走向虚无。屠氏的悲观主义是一个充满责任感的爱国者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患，是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对现实的失望和批判。可以说，屠格涅夫的悲观主义不是永恒的，最终会让位于乐观。尽管晚年生活不幸，尽管仍旧被困在沉郁消极的精神牢笼里，屠氏依然渴望怀着一颗年轻的心，对人生充满希冀。在其散文诗里，屠氏也表达了这种内心深处的乐观主义诉求，他激情澎湃地吟诵道：“我望着望着，笑起来了，精神为之一振――忧伤的思虑当即烟消云散：我产生了胆量、勇气和生的欲望。就让我的鹞鹰在我的头顶上盘旋吧……‘我们还要战斗’”{7}。 　　同屠格涅夫一样，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也较完整地体现了作家当时复杂的思想活动。《野草》写于1924年―1926年，这正是鲁迅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前夕。在严峻社会形势的影响之下，鲁迅的悲观苦闷心境作为这一阶段的体验，被有意地融入到《野草》的创作中。冯雪峰曾指出，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最清楚地“流露了鲁迅的虚无感和阴冷心境”{8}。鲁迅自己也承认：“我自己总觉得我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9}这种想除而不能除的毒气和鬼气渗透在《野草》的篇章里，如散文诗《希望》《这样的战士》《过客》《死火》等都充斥着悲凉沉闷的色彩，给人以重压感；再如《影的告别》全文都弥漫着悲观虚无的情绪，“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默”，袒露了诗人内心深处的苦闷与绝望。他不清楚未来道路究竟在何方，只有茫然、彷徨而不知所措。与屠格涅夫相同，鲁迅的悲观主义亦不是绝对的悲观。这一阶段的鲁迅思想正处于质变的关键时期，由黑暗现实所致的苦闷悲哀心境进一步激发了鲁迅奋斗和抗争的勇气。正如鲁迅在《题辞》中所写的那样：“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10}虽曾困惑悲观，但他依旧对未来充满信心，并坚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鲁迅的悲观同样是过渡性的，是整个思想发展的迂回，未来的总趋势必定是积极的。

　　{1}{3}{5} 孙乃修：《屠格涅夫与中国――二十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第180页，第189页。

　　{2} G. Brandes， Impressions of Russia， London： Walter Scott， 1988， 273.

　　{4}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2页。

　　{6}{7} 黄健：《〈野草〉与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第66页，第137页。

　　{8} 冯雪峰：《论〈野草〉》，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9} 鲁迅：《书信集?致李秉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61页。

　　{10} 鲁迅：《野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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