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梁漱溟哲学建构的三阶段

　　梁漱溟是中国著名的学者、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他的文化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梁漱溟和梁漱溟的思想一直持有不科学和批判的态度，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人们才重新审视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的得失和历史地位，不断有关于梁漱溟的专著和论文相继问世。

　　如果按照梁漱溟的发展历史进路，可以从三个逻辑层面分析，梁漱溟的佛学思想、儒学思想和柏格森生命哲学分别进行梳理和论述。相对应的，如果按照其发展时间来分，他的思想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实用主义阶段，属于西方文化;第二阶段入佛家的阶段，属于印度文化;第三个阶段是入儒家的阶段，属于中国文化。总体来说，梁漱溟一生的事业就是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和改造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及憧憬和探求。那么我们首先要了解他的三个阶段是如何转化和不断升华的，才能最终理解他为什么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未来和方向的含义。

　　一、哲学“三阶段”

　　第一阶段：梁漱溟出生在1893年，年轻时候的他经历着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变故。当时的中国混乱不堪，对内军阀混战，对外外强侵略。梁漱溟小时候在“中西小学堂”上学，受到的是新式的启蒙教育。梁漱溟和毛泽东是同年纪，小时候却没有接受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究其原因时，他说他自认为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这些是受到他的父亲梁济的影响。梁济虽然是清代遗老，但是他自身倾向维新派，对西学很认同，梁济曾说“倘若我本人不能出洋留学，不定节省出来叫我儿子出洋，万事自省，此事不可不办。”（《答陈仲甫书》）他的父亲是个“秉性笃实之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与母亲一样的忠厚，只是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练于苦寒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中相当精明，却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答陈仲甫书》）就连梁济的亲家都是相似的性格和秉性，这些对梁漱溟的影响就是要对国家道德有使命感，同时还要有所谓的功利主义精神。

　　梁漱溟曾在机关报做记者，为南北内阁的张耀增作秘书。1916年，他完成了第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究元决疑论》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得到蔡元培所赏识并提拔到北京大学任教，主要教授佛学。在梁漱溟见到蔡元培的时候，曾问过如何看待孔子的问题，这可见他从最深处的思想境界中是中国儒学的，也不难看出来这种思想意识使得他在对待中国儒学与西方哲学、印度佛学这两者的关系上的地位是不均等的。在他的思想深处，中国的儒学本身就是世界文化的主体，这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期的梁漱溟要回归儒学，并且将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他父亲为清代高官，岁苦难生活，但是一身侠骨、一身热血，并且不是循规蹈矩、教条腐朽的人，做事和墨家相似，而不像儒家。其父亲对待事物讲求实用，所以平生看不起诗人和做文章的人，标出了“务实”二字，把实用作为主要的含义，这些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乃至他后期的整个思想都是深刻的。他从小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他说，我是从小不度圣贤书，但是研究一辈子儒学。虽然生活在城市，去在农村研究了一辈子。虽然他不喜欢哲学，却研究哲学一辈子。虽然他父亲不能出国留学，但是要求他能够出国留学，这些东西是的他没和他父亲有压迫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学着认为他的父亲自杀，对他的佛学到儒学的转变影响重大的原因。

　　他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明清之际的实用派，并不是西方的实用主义。经世致用的理。在他的自述中，他曾经说过，他早就有人生理想，大约十四、五岁的光景，把凡事对人有没有好处作为评价的标准，凡是与人与己有好处的事情，就是要的;如果凡事与人与与己是没有好处的，就不能要的。他15岁便对自己人生理想有了定位并为之付出了一辈子，作为终生不断追求的人生的准则。

　　第二阶段：梁漱溟偶然阅读到《社会主义精髓》，这本书主张废除私有制，只有废除了私有制，才能到达一同天下的理想。对此，他便开始有所思考。因为在北京大学的不得志向或者因为身体原因，他辞去了北京大学任教的工作。他在《思亲记》中提到，他对社会问题，还保持了西方的民主和共和的主张，但是思想已经归于佛法，究其目的要摆脱苦对他的困扰。对于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两个问题的研究，他觉得是不能并行的。他每想到社会问题的时候，就会放下佛法，不没办法想人生问题。相反，他每思考个人问题的时候，就不能顾及到社会问题。当时的苦闷是他是开始研究佛法的起点。同时因为受到当时社会的思潮，例如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不同思潮的影响，他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上种种不良现象感到失望和无奈，对身边的人和事物感到厌倦和憎恶，他便开始转为佛学。经过3年对佛法的研究，做成《究元决疑论》，根据他自己表述，他已经得到了佛法对人在世界上如何摆脱苦的方法，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再次可以重点说明的是，在这个时期的他已经接触到了柏格森哲学，但是没有进行任何的改造和修正，只是对此认同和称赞。虽然这个时期的梁漱溟是着重研究佛法的，对西方哲学没有过多的改造和加工，但为他第三阶段的思想转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阶段：29岁之后，他开始回归儒学，究其原因是他佛学思想并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摆脱困苦的问题，这是和他政治报复不相吻合的，所以才有佛学转为儒学，在他的自述中，曾有记载他在1921年做过一次对于宗教学的演讲，在演讲结束后，他要对这次演讲的稿子做一个总结，但是在他做这个总结工作的时候，他发现他写不出来东西，满头大汗，焦躁，直到他偶然发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之后，才豁然开朗。这种儒学和佛学之间的差距，使得他发现佛学并不是万能的，而儒学却可以解决很多佛学并不能解决的问题。

　　对于他父亲的自杀的原因，再次我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讨论，但是无关怎么样，这对梁漱溟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件事情的刺激，使得他明白，对写文章和做诗人是没有用的，而是要用科技发展社会，要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西方的东西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他也发现，他以前他所喜欢佛法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是他以为的样子。对于这两种失落感，使得他转为儒学。

　　例如，对于人活在世上，生来就有欲望，一旦有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有苦。但是满足之后，还会有欲望，还是会有苦。除非人死了，才能消除欲望，消除苦。所以人活着就有欲望，就有苦。无论满足和不满足欲望都是苦，所以人活在世界上就是有无穷的苦的，而在佛学中，他很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直到他回归儒学之中，他又把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融合到中国儒学之中，这种新的儒学使得他豁然开朗。

　　在以往的教义中，往往是人有欲望就要禁欲或者是人有欲望就要满足的两种极端的看法。但是柏格森哲学中的“生命”，恰恰是对这两者的一种中和。他把这种“生命”的哲学和中国儒学融合在一起，提出了向内求的方法。我们不必探求这种融合的过程，但是这个新的思想，使得儒学在西方哲学和佛学之间找到一个立脚点。更重要的是，不仅仅给儒学了一个合法性，甚至给了儒学高于佛学和西方哲学更高的地位。让佛学和西方的哲学成为儒学的两个侧翼，为儒学的复兴做贡献。这种自觉和悟的道理，使得中国儒学成为一种新的儒学，成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最高级的文化。这标志着他对中国的儒学的新开创，并成为中国新儒学的开山鼻祖。

　　二、结语

　　对他的这三个阶段，我们不能简单的划分为三个不同时期，而是相互穿插的。从孔颜乐处到抛弃佛学“私欲”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和最极致的幸福，梁漱溟将生命哲学融入到儒学之中，构建了他自身哲学体系中的宇宙观，直觉论和道德观。我认为就是一种西方哲学之上的中国儒学，换言之，是中国儒学的生命哲学，使得中国人养成了一种将自身和自然相互融合的自觉，乐在其中的生活态度，孕育了一种不放纵物质，又不压抑情感的人生哲学，构建了一种具有崇高的人生观和理想社会的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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