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42-02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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