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4-0064-06

　　自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公开问世以来，东西方学者就围绕着《手稿》的性质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多样化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观点。著名学者张一兵在《人本学的青年马克思：一个过去了的神话》和《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解读模式与文本学》中，第一次指出了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五大解读模式：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联学者的模式和中国学者孙伯?教授的模式。[1]101120笔者认为，除了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差异之外，这些解读模式之间的关键区别，恰恰是对《手稿》中所体现出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尤其是建立在异化劳动概念基础上的异化史观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地位的理解。因而研究《手稿》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呈现已经发生的对《手稿》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进行界说的逻辑地平线，澄清异化劳动概念的准确性质和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定位，不仅对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准确地辨识国内外各种以《手稿》来解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潮流，对在与各种以马克思的名义进行言说的理论观点的交锋中真正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四种解读模式与“《手稿》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问题的定位

　　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张一兵所概括的关于马克思哲学的五种解读模式中，前四种模式要么不承认唯物史观，要么把唯物史观与《手稿》中的思想截然对立，要么将《手稿》中不成熟的一些唯物史观的萌芽直接指认为唯物史观本身，这都是对《手稿》性质和定位的误读。

　　第一种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学制造的所谓“两个马克思”的神话。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手稿》所代表的马克思是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最高峰；而《资本论》所代表的马克思则是所谓“老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的思想处于“停滞”与“衰退”状态，“两个马克思”的思想是互相对立的。也就是说，这种西方马克思学的解读模式根本不承认马克思一生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他们将马克思《手稿》中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遗迹混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这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要与之划清界线。

　　第二种解读模式，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学的解读模式，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的弗洛姆、早期的马尔库塞、列斐伏尔与后期的萨特等。他们以《手稿》的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归结为以消除异化获得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的人本学。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手稿》中就得以确立了，青年马克思那种先验的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学逻辑，被直接指认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这种劳动异化史观的人本学逻辑被认为贯穿于马克思后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及其手稿特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也贯穿于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后来的研究都不过是原先人本学逻辑的展开和“提升”。他们并不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也并不承认西方马克思学所制造的“两个马克思”的神话。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归结为《手稿》所代表的以消除异化获得人的解放为最高目的的人本学，就必然会否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当然在这样的解读模式中，也就不存在“《手稿》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地位”这样的问题。

　　第三种解读模式，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提出的所谓“断裂说”。阿尔都塞以1845年4月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为分界线，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存在着一个“认识论上的断裂”，“断裂”前后的马克思是截然不同的：在此之前是处于人本主义意识形态逻辑框架中的青年马克思，这个时期马克思著作中的思想都受制于人道主义这一“总命题”，因此不能把它们列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此之后的马克思，则创立了全新的科学世界观，属于马克思主义者。两个马克思之间泾渭分明，《手稿》恰恰是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即将诞生之前的作品，虽然在写作时间上最接近马克思思想发生转折的1845年，但在思想实质上最远离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阿尔都塞也只承认一个马克思主义，但这是科学的唯物史观，《手稿》属于理论上的人道主义，恰恰为马克思主义所反对。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李卫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第四种解读模式，是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特别是20世纪70―80年代初苏联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观点，也是中国和东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较为普遍的观点，这是一种量变“进化说”。他们囿于列宁在没有阅读后来发表的马克思早期论著的情况下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分期，认为马克思在1843年巴黎笔记以前，仍然受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1843年夏天，马克思受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和《未来哲学原理》的影响，开始向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这一进程直到1846年秋才告结束，其标志是写作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按照这种模式，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一个连续不断无飞跃的量的渐进过程，其中至多存在一种不断清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影响而走向成熟的理论表述的因素。因而，马克思在《手稿》中那些仍然处于前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思想，也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被指认出来。张一兵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提出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的方法，在这种解读模式中表现为“猴体就是人体”。[1]106107这样一来，马克思在1845年所发动的划时代的哲学革命的意义就被大大弱化了；而且由于对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当1932年《手稿》出版后，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化，用《手稿》中的思想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时，前苏联哲学界面对这种严重的理论倒退，由于自身缺乏对《手稿》思想的准确定位，因而在对西方错误思潮的反击中因为自己的混乱和矛盾而显得苍白无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戈尔巴乔夫打出改革与新思维的旗帜，苏联哲学界回到了上述第二条道路，即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当戈尔巴乔夫提出“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时，这实际上已经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蒙蔽的自欺欺人了，而这种自欺欺人的后果就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 　　因此，在当前，深入分析《手稿》的性质，深刻理解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异化史观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不仅是一个迫切的学术任务，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

　　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第五种解读模式与《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地位

　　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2]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把历史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驱逐了出去，从而产生了真正的社会科学，而且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自从马克思的《手稿》于1932年公开发表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通过对《手稿》的歪曲解释将马克思归结为异化理论家，这是“资产阶级学者对马克思的赤裸裸的伪造”。他们的攻击矛头是“直接指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3]8。但是，我们也不同意阿尔都塞的观点，为了对抗西方马克思学所谓“两个马克思”的伪造而将《手稿》与成熟的唯物史观截然对立起来。其实，成熟的唯物史观的产生有赖于德国古典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有机结合，《手稿》是马克思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疑问”[4]，第一次运用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分析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开始，从中产生了异化劳动理论。在这种批判中，不成熟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与不自觉的客观现实逻辑互相交织，处于矛盾的状态，虽然人本学异化劳动史观居于显性支配地位，但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已经发生并客观存在，从而开辟了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道路。

　　因此，笔者认同由南京大学的孙伯?先生提出并由其学生张一兵先生发展完善的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五种解读模式。这一模式首先由孙伯?先生在其撰写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中提出，并由张一兵先生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加以指认和完善。张一兵先生将这种解读模式概括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两次转变论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两种逻辑相互消长的观点”[1]107。这种解读模式的特点在于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归结为两次。第一次转变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立场转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从民主主义转向一般共产主义，而这次思想转变过程又归结为两个异质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37年马克思加入青年黑格尔派哲学阵营一直到1843年夏天以前，这时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莱茵报》时期的一系列文章中，主要受突出自我意识的青年黑格尔派改装过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在运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立场批判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为了解决使自己感到困惑的物质利益问题，开始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在魏特林、赫斯和青年恩格斯的影响下，思想发生了上述转变。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本包括《克罗茨纳赫笔记》、《德法年鉴》时期的文章，《巴黎笔记》以及《手稿》和《神圣家族》，最后是1845年3月写下的评李斯特《国民经济学体系》的手稿。而第二次转变则是一场真正自觉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格式塔式的整体转换，而不是如前苏联学者所说的量变进化说。这场革命在《评李斯特》一文中初露端倪，发生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致安年科夫的信》和《哲学的贫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伯?先生第一次提出了在《手稿》一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不成熟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与不自觉的客观现实逻辑互相交织、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是处于主导地位的逻辑即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这是一种隐性唯心主义历史观，这种逻辑从人的先验类本质――劳动出发，将社会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过程；二是不自觉的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但这并不代表此时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的理论自觉，而是由于马克思亲身接触了无产阶级的实践以及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他不自觉地偏离了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在1844年―1845年3月，这两条逻辑线索始终处于一种对立的和动态的相互消长之中。

　　我们可以用孙伯?先生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中的话来概括《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孙先生指出，《手稿》证明，“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方面，确实曾经经历了一个深受费尔巴哈人道主义影响的阶段”。但《手稿》中的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运用费尔巴哈的主要原则和范畴，“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另一方面又根据政治经济学所确认的事实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要素，彻底发挥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从而大大地深化、扩展和改造了费尔巴哈的原则和方法，开辟了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道路”[5]。按照孙先生的观点，《手稿》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水平，但开辟了“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道路”。

　　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在于用一种严整的科学的历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学说，代替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用“异化”对历史现象的解释。[3]8而在《手稿》中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恰恰是从人的先验的类本质――劳动出发，把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人的本质异化及其扬弃和复归的历史，这说明《手稿》总体基调仍然是不成熟的，它只是马克思“正确世界观、人生观的发源地”[6]72，是马克思的思想从不成熟到成熟之间的“里程碑”[6]62，而不是一部已经形成正确世界观的著作。

　　三、《手稿》中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与唯物史观因素的交织

　　我们具体来探讨一下在《手稿》中，从先验人的类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与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逻辑即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逻辑。异化劳动是贯穿《手稿》全书的基本概念，是马克思这一时期批判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内部包含着根本矛盾：它一方面把劳动提升为自己的唯一原则，指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工资和利润之间的成反比例变化的规律，这又等于否定了劳动是一切财富源泉的地位，承认了私有财产的主体地位。例如，李嘉图学派就把资本家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而工人只应得到最低的工资，看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正常关系的表现。这说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站在私有财产而不是劳动的立场上来表达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表达的经济规律不是劳动的规律，其实是异化劳动的规律。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则是站在劳动的立场而不是资本的立场上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他看来，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就意味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但现实中的劳动过程却又不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反而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因此现实中的劳动其实质是异化劳动。马克思接着运用层层推进的逻辑分析方法，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还试图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揭示私有财产的本质和起源。他此时并没有充分的经济学知识来弄清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把私有财产的根源归结为异化劳动，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追问异化劳动的起源：“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类发展的本质为根据？”[7]102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每一个范畴，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等等，都不过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7]101。 　　必须看到，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确实是一个重要标志，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的最重大成果。因为费尔巴哈仅仅把自己的批判局限于宗教领域，只是看到了人把自己的生活二重化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马克思则进一步要求探索宗教异化的世俗根源。在克罗茨纳赫时期，他已经把宗教异化归结为政治异化，在政治国家的二元生活（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的分离）中看到了基督教精神的世俗根源。而到了《德法年鉴》的文章中，他又初步揭示出政治异化的根源是由于市民社会本身的二重化，是由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个人互相脱节、互相分离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类生活的缘故，于是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个人存在和类本质之间的矛盾和裂痕就随之扩大起来。在那里，他已经同意赫斯的观点，认为金钱、货币制度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指出正是这种异化构成了犹太教的世俗基础。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教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8]49而“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8]52。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这个批判进一步向前推进，他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造成市民社会成员互相脱节、互相分离的私有财产和货币制度的根源是什么，它们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运用异化概念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得到了异化劳动概念，他的结论是：“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7]100这样一来，我们看到，从克罗茨纳赫时期到《德法年鉴》的文章再到《手稿》，马克思就从政治异化理论发展到劳动异化理论。如果我们把宗教异化、政治异化、劳动异化这三个理论联结起来，就能获得一个系统而完备的人本主义异化论的历史哲学体系。依靠这个体系，马克思就能完成对现实生活一切领域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从作为市民社会生活基础的劳动直到社会最上层的宗教，都可以从“人的本质”中得到说明。可以说，从当时德国哲学界在异化理论上的思想水平来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已经把异化理论发展到最深层次了。无怪乎马克思在提出他的“异化劳动”理论时充满了喜悦之情，认为它既可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又可以解开人类历史的哑谜，“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7]120

　　乍一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已经迥然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是用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来说明人们的全部社会历史现象了，从宗教、政治到经济领域。那么，马克思此时是否已经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呢？其实，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仍然没有脱离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框架。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这里的劳动并不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具体劳动，而是被抽象地理解为理想化的作为类本质的劳动。这种劳动其实是一种价值悬设，并不是从对现实社会中的工人或农民劳动的分析得出的，而是作为一种哲学预设，作为与现实中异化劳动的对立物而提出的，其内容就是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格体现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而迄今所存在过的现实的劳动都是对这种本真的人类劳动的偏离、歪曲和丧失即异化劳动。所以在《手稿》中，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人”，即符合人的类本质的人，也就不是处于现实社会生产关系中从事现实劳动的工人或农民，也不是奴隶和农奴，而是指摆脱了一切现实关系，处于一种理想社会关系中的人。这种“真正的人”其实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抽象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借批判费尔巴哈与自己过去的旧的哲学观念决裂，恰恰批判了这种人的概念，他们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9]73他们指出他们考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9]73。而在《手稿》中，马克思恰恰是从“所设想、所想象出来的人”出发的，这说明当时的马克思仍然处于哲学人本主义的逻辑之下。

　　在《手稿》中，马克思除了研究异化劳动之外，同时还研究了对象化劳动。马克思当时理论的重心集中在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上，而不是着力于研究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关系。然而，马克思的这种不自觉的研究隐含的形式却已触及了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为其不久以后的唯物史观的创立开了先河。从马克思当时所持的人道主义观点来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恰恰是现实劳动的正反两个方面：对象化劳动是现实劳动的肯定方面，“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7]91。异化劳动是现实劳动的否定方面，“在被国民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7]91。因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对象化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永恒的自然基础，其内容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占有，这种劳动是永远都不能被废除的。所谓异化劳动实际上是指私有财产制度下抽象的、创造价值的劳动，这种劳动的发展导致了私有财产和雇佣劳动制度的出现，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进而引起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加剧，最后导致对私有财产的彻底扬弃。可见，异化劳动主要是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言的，指的是劳动的特殊社会形式，主要是指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对象化劳动则是就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是指改造和占有自然界的生产劳动活动。因而，在马克思那里，扬弃异化劳动并非要取消一切劳动，因为作为改造和占有自然界的生产劳动是不能消除的，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消除的只能是私有财产制度下劳动的非人化和反人道的性质。所以，对异化劳动的研究实际上指向生产关系，而对对象化劳动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生产力。尽管马克思当时还不可能弄清楚，为什么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总是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劳动的对象化怎么会变成劳动的异化，通过对象化劳动而对自然界的占有为什么会变成对自然界的丧失，但是他对劳动的这种二重性的初步分析，却为后来唯物史观的发现开辟了道路。 　　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达到唯物史观的水平，像他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把特定历史阶段上人类所创造的交往关系对人类主体的异化归结为由分工作为杠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异化劳动所作的批判，仍然是基于一种作为价值悬设的理想化的人类本质，从而把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归结为人道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归结为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他已经探索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这一唯物史观核心问题的边沿，虽然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但毕竟以萌芽的形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在《手稿》中，马克思透过对对象化劳动的论述，已经天才地洞见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他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121陈先达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上，跨出了一大步。”[3]245

　　所以，在《手稿》中，总体上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交织着唯物史观的萌芽。在其中，从理想化的先验类本质出发的异化史观逻辑与从客观经济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不自觉地交织在一起，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处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襁褓之中，马克思时而运用异化劳动的抽象思辨逻辑，把作为真正的人的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与作为人的现实存在的异化劳动相对立；时而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对象化劳动，从而能够深刻地说明人类的生产劳动不论其异化与否，对于整个社会生活和全部人类历史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可以说此时的马克思唯物史观是一株生长在异化史观土壤中的茁壮的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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