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启蒙哲学的尺度和限度

　　谈及启蒙，都无法轻而易举地绕开康德这座大山。在1784年的《柏林月报》上，康德通过《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正式提出了自己对启蒙的观点。其后，这一哲学命题不仅成了康德哲学发展的立足点，也促使后代哲学家、学者对“启蒙”不断审视和反思，其深远影响延续至今。康德启蒙哲学肇始于《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以下简称《启蒙》），在这篇论著中，康德启蒙之思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值得探讨；在回答同样问题时，后现代哲学家福柯提出了自己对启蒙的另类看法，被认为是对康德启蒙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一、启蒙旨归：个体自我启蒙的必要

　　启蒙运动在法国最为声势浩大，高扬理性之光，驱逐社会黑暗是运动宗旨。试图确立理性的绝对权威的同时，并用理性的神话代替了之前的神话，但也暴露出了弊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启蒙运动理性发展的极端化表现。从未踏出过柯尼斯堡方圆四十公里范围的康德提出启蒙命题时，也正受到法国启蒙运动的启发和警惕之后开始了其建立严密的启蒙体系的尝试。康德在《启蒙》开篇便对“启蒙”下了定义：

　　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是无他人的指导即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种无能的状态。如果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知性，而在于缺乏不靠他人指导去使用知性的决心和勇气，这种未成年状态便是自己招致的。勇于求知吧！鼓起勇气使用自己的知性吧！这便是启蒙的格言。（李明辉译）

　　康德将启蒙的必要性旨归在摆脱“未成年状态”，这种“未成年状态”是“无法使用自己的知性的那种无能的状态”，并且责任在于自身，是“他自己招致”的。而造成这种未成年状态的原因，康德认为是懒惰和怯懦使得绝大多数人不愿意摆脱已有的受到监护人保护的舒服状态。因而，康德极力呼唤个体使用知性的决心与勇气：启蒙的核心就是个体的自我启蒙，唯有个体的成熟和自由才能达到理性社会的目标。这样的论断是对启蒙运动中盲目自居的启蒙者对被启蒙者以现成知识的狂轰滥炸式启蒙模式的反拨。正如鲁迅的启蒙观：立意在反抗，旨归在行动。唯有民众真正觉醒，中国才有希望。所以，阿Q、祥林嫂之庸众才是需要启蒙的群体，“救救孩子”才成为鲁迅不屈的呼喊。

　　在康德看来，个体的自我启蒙才是关键，而“公众的自我启蒙是可能的”，公众的启蒙也是可以逐渐循序进行的。但是如何才能达到公众启蒙的最终目标呢？康德指出：“这种启蒙所需要的不外乎是自由，而且是一切真正可称为自由之物中最无害的自由，即在各方面公开运用其理性的这种自由。”这里，康德将启蒙的重点由知性过渡到理性，并且提出这种运用理性的自由是无害的，可实现的。首先，“理性之私自运用往往可严加限制，却不致因此特别妨碍启蒙的发展”，即理性的自由是启蒙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种自由的理性运用也并非是毫无限制的，这就防范了启蒙运动中绝对理性的膨胀所造成的无法收拾的非理性泛滥的结局。其次，理性的自由运用是有不同类别的，“某人以学者身份面对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就其理性所作的运用。而他在某一个委任的公共职位或职务上可能就其理性所作的运用，我称之为私自的运用。”公民以学者身份进行理性的自由运用，这是应该被允许的。再次，启蒙是不可放弃的公民的神圣权利，如若放弃就是对人的神圣权利的违反和无情践踏。最后，君主的立法权威在于其对人民的全体意志与其自身意志的统一。君主是不能藐视人民的意志和权利的，更加不能为他们决定他们自己都不能决定的事情。因而，在层层论述中重申了公民意志的合法性及其与君主意志的统一性，从而凸显出理性自由运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康德的三大批判正是在这一启蒙命题下展开的。从运用知性进行思维的决心与勇气以摆脱未成年的不成熟状态，到强调运用理性的自由从而在实践中的能动作用。那么，在康德的设想中，这样也能实现个人启蒙-公众启蒙的循序渐进的目标。但三大批判看似严密的逻辑之下，同样存在弊病：从知性到理性能否转换，怎样转换，启蒙目标能否就这样实现，这些也折射出康德启蒙思想的限度。

　　二、启蒙限度：理性自由的实践难题

　　以康德为主帅的德国启蒙运动显然是不同于英国启蒙运动的科技维度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政治维度，而是呈现出思想层面上的冷静。但是康德的启蒙之论在德国思想界引起的关注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赞同。同时期的德国另一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就对康德的启蒙定义做了回应，虽然肯定了启蒙的必要性及理性在启蒙中的重要作用，却对理性思考的自主性会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持迟疑态度。{1}即如何保证理性自由在启蒙中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对其进行限制，从而不危害社会的正常运行呢？

　　康德赋予了启蒙个体以破除成见的自由。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具有这种自己思维的能力，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进行思维，而不是借助单纯的知识进行判断。因而，对外部的公众思维就具有纯然否定的态度，这就必然与受监护人保护的不成熟状态分道扬镳了，这样，自己思维就必然是以批判的姿态存在，但问题是自己思维的绝对理性能力来源于何处呢？康德在《启蒙》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虽然对理性做出了私自运用与学者运用的区分，但是并不能保证这种运用能够自由转换。自己思维的限制同理性的自我运用一起，不可避免地成为启蒙道路上必须解决的难题，否则，实现理性的主体性问题有可能又回到启蒙运动所批判的中世纪的教皇信仰上而陷入启蒙的悖论中。事实上，在康德之后，陷入这一问题泥淖的大有人在。黑格尔把上帝引入西方启蒙精神的历史进程，由上帝来充当那道启蒙光芒的光源，并以一种永远服务于上帝的理性神学来实现绝对的启蒙。而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坚强反抗就对这一绝对理性精神造成了致命的一击。在《启蒙》之后，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以及《实践理性批判》之中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康德的理性的自由运用也正是将自由给予了“实践理性”。对于实践理性的最高法则做了这样的规定：“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的立法原则。”{2}也就是说，康德的理性是可实践的。不同于单一的理性存在者，而是理性存在者的共同存在，构成了理性存在的共同法则。这一共同法则使得理性法则的普遍化有某种实现的可能性。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即这种理性存在共同体是否具有逻辑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呢？“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的思维”的启蒙原则就归结为对道德法则的遵循，由此也就意味着康德的启蒙实际上是以道德来规定自由的属性。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指出“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其准则每一个人的任性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就是正当的”{3}，进一步将理性的实践原则就外部的行为关系表达为法权的最高原则。这就将实践理性中的政治法则和道德法则中的自由限定在一个共同的原则之下了。康德一方面强调政治法则和道德法则在原则上的可实现性，另一方面，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又强调人作为主体在目的方面的自主性：“你要如此行动，即无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你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当作目的，绝不仅仅当作手段来使用。”{4} 　　康德的思考是个静态的过程，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动态的实践中又无法达到完全的调和状态，理性的自由如何能够独立于知识和权利系统的支配，道德又如何能够规定自由的属性，显然用“彼此互相回溯”这样的解释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在这之后，面临现代和后现代的动态时，也难免再陷入僵局中。

　　三、启蒙的现代性焦虑及福柯的启蒙观

　　在康德之后，对于启蒙命题的回应者不计其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中分别从启蒙的概念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入手，对启蒙分别做出激烈的批判。霍克海默认为在现代及后现代社会中，启蒙走向了自我摧毁的道路。启蒙的批判使得它对原有的神话具有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却走入了新的神话中。特别是在技术理性统治的社会下，知识、理性和技术构成了对人的新的统治，这使得人的自由消失，而走向物化和异化。同样的思想在本雅明和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的著作中并不鲜见。这是康德时期的共同理性不牢固而遭受责难的一个明证。

　　作为现代性问题的执着的思考者，福柯在《何谓启蒙》中，跟随康德的问题做了一番独到的思考。不同于霍克海默等人对启蒙的强烈批判态度，福柯对康德的启蒙精神是持认可态度的，但并不全盘接受。福柯首先由康德的“启蒙”话题转到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上。事实上，启蒙问题是直接与现代性相连，“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福柯认为康德是将启蒙定义成一个过程，即从未成年状态到成年状态的转化过程，而个体能够自由地运用理性从而达到公众的最终成熟的愿景是作为最终极的目标。福柯并不赞同启蒙的运动属性，而是将现代性解读成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这是符合后现代气质的一种解读。启蒙的批判气质使其走向两个方向：一是建构性的启蒙，二是批判性的启蒙。前者是以“更好的启蒙”的进步观面目出现，后者则是否认有“更好的启蒙”的理想状态存在，而是致力于对自身的批判。福柯正是对批判气质的看重。

　　其次，福柯还坚持对启蒙与人文主义进行认真的区分。他指出启蒙是一种事件或事件以及复杂的历史性进程的总体，这总体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这总体包含着社会转型的各种因素，政治体制的各种类型，知识的形式，对认知和实践的理性化设想。而人文主义“更可以说是各个主题构成的整体，这个整体横越时空，多次在欧洲社会中再现。这些主题总是同价值的判断相关联，在它的内容及其保持的价值上，显然一直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历史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人文主义就是例证。

　　在对待理性的态度上，康德试图在普遍恒常的理性之外实践自由的应然性，因而对于理性批判的界限是持否定性的态度的，但是福柯则并不执着于发现这种必然性普遍性的原则，而是对理性所忽略的边缘性和差异性情有独钟，从而发现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福柯不再将目光紧盯着“理性”不放，而是规避了这个问题，着眼于“现在”一词，认为不存在永恒的共同的理性，因而将“启蒙”定义为“启蒙是为了永久地激活某种态度，也就是激活哲学的气质，这种气质就是具有对我们的历史存在做永久批判的特征”。这一批判的精神气质和康德的自己思维的批判精神是有精神上的继承性的。在福柯看来，经由批判来预示、把握、观照并超越种种存在之可能性，此即为现代性的态度，亦是哲学的气质。据此，启蒙的批判性一方面是对一定社会既定历史必然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是对现实超越性的反思。

　　康德的启蒙命题在新世纪仍然振聋发聩，他对启蒙话题的审视，强调理性的自由运用、对启蒙的意志和决心的肯定，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理论的缺陷也一直启迪着后代哲学的思考。福柯对启蒙的话题的解读既是对康德启蒙思想的继承，又是发展，批判精神得以张扬。而启蒙，作为未竟的事业，也将不断推动人类反思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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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摩西?门德尔松：《论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如门德尔松认为“某些对人之为人是有用的真理，对于作为公民的人来说有时候可能是有害的”。

　　{2}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发表于1788年，《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发表于1785年。

　　{3}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页。

　　{4}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编译，《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页。

　　{5} 福柯：《何为启蒙》，《福柯集》，顾嘉琛译，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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