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蕴含的哲学原理

　　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其不同凡响的执政风格与一系列求真务实、惠民利民方针政策的实施，不仅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纷纷“点赞”，在海外获得的评价也是颇高。其中，除了入选为美国《时代》周刊网站上公布2014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名单外，其还被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称是“邓小平之后最具变革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这与他的执政理念息息相关。而在习近平的众多治国方略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2014年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来的，具体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方面。对该战略布局所蕴含的哲学原理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不仅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伟大思想旗帜的必要之举，同时也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举措。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阐述过理论的重要性，认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是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只有在了解一个理论提出的依据后，才能更好地体会到这个理论的真正内涵，也才有可能在今后的行动中依靠这个理论来指导自身的行动。

　　一、从总体上看，联系、矛盾的观点贯彻整个战略布局

　　（一）联系的观点既体现在“四个全面”内容上的相辅相成，又体现了其与前几任领导人思想的一脉相承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2]按照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世界上所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着的，它必然会与其他事物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只是有些联系比较明显，而有些则相对隐蔽。

　　1.“四个全面”在内容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十八大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提出的。纵使每一项内容所提出的时间、背景都不同，但它们的组合绝不是简单的拼凑，更不是胡乱的堆砌。相反，这四者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四个全面”中的战略目标，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三大战略举措。目标为举措指明方向，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很难凝人心、聚人力。对于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国家而言，各方面的形势与其他国家相比更是复杂多变，如若没有共同目标的指引，就犹如一盘散沙，经不起国内外的各种考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是无从谈起。目标与行动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只有远大理想而不付诸于任何的实际行动，那么最终只能陷入唯心主义而不可自拔，就好比想要建一座大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这次工程的目标，其它三个全面则是支撑起这座大厦的三根坚实壁柱，缺少这其中的任何一根壁柱，整座大厦都无法搭建。

　　2.“四个全面”在思想上并非炉灶，而是一脉相承。十八大报告要求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然而在就任的短短两年时间里，习近平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突显出他与前两任领导人的明显不同。那么，习近平的“四个全面”这个理论究竟是另起炉灶，还是对以往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呢？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对此作了一个正面的回应，他认为这个理论的新意在于：“一方面是一种延续性，是对以往方向、路线的一脉相承，表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另起炉灶，否定过去；另一方面，‘全面’并非轻描淡写，可有可无。”[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先是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来的，其主题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翻开历史，发现早在十六大上就已经提出了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可见在最近十几年的奋斗历程里，我们奋斗的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所付诸的实践不一样。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实体，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全面依法治国，为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54宪法？譹？訛、75宪法、78宪法、82宪法的不断修改与完善，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旧十六字方针到如今“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的转变，可看出法制建设一直都是我国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中最具特色的战略举措，美国3月2日的《赫芬顿邮报》称“‘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中最具创新力”。不可否认，习近平的反腐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届领导人在治党治军方面就没有作为，如毛泽东时期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作风的提出，邓小平时期裁减军队干部和缩减军费开支，江泽民主张党要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均体现了党建工作从未懈怠过。

　　（二）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矛盾各异，所采取战略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

　　“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4]而“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5]世界是变化发展的，无论是建国前后还是改革开放前后，世情、国情、党情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客观的现实要求我们在不同的形势下要制定出不同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时期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使国家获得解放，使民族得到独立，使人民重获自由。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对国民党腐朽不堪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只有率领人民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地位的转变，才能进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改造。

　　邓小平接手的中国形势严峻：一穷二白的经济、停滞不前的国家秩序、保守僵化的思想束缚、臃肿庞大的军队人员等错综复杂的因素，让这个刚历经了十年浩劫的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步履维艰。邓小平运筹帷幄，排除万难，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国门，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经济。

　　江泽民上台时，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的挫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外界认为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国内，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组织、作风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何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重塑党员干部在民众中的形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时应运而生。

　　胡锦涛执政时期，一边是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挤进了世界的前列，另一边却是国内的贫富差距日渐加大，加上以往的发展过于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为了能实现国家更好地发展，胡锦涛提出要以人为本，实现科学的发展，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习近平当选后，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也进入到了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意味着相对容易的改革都已完成，摆在国家面前的是更为棘手的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改革。如何才能啃好硬骨头，涉好险滩，它除了要有足够的勇气，更要有超人的智慧。“四个全面”明确了国家近期的奋斗目标和战略方向，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不深化原有的改革体制、不变革原有的法律体系，不加强党的建设，那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无从得以实现。

　　二、从局部来看，“四个全面”所蕴含的哲学原理各有千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都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认为，“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6]在《共产党宣言》中亦指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国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深受君主集权制下“三纲五常”教化体系的影响，社会上的人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而广大底层民众由于长期遭受剥削和压迫，纵使整日奔波劳累但还是要为三餐的温饱苦苦挣扎。对他们而言，衣食无忧已是万幸之事，自由发展无异于天方夜谭。

　　十八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既包括经济要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要不断扩大，也包括文化软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全面的提高。作为国家的主人，每一个主体的个人不仅具有生存权，同时也享有发展权；不仅要有物质上的享受，同时也要有精神上的追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奋斗，另一方面国家也要为此创造一定的前提条件，只有双管齐下，方能让目标转化为现实。

　　（二）全面深化改革，遵循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7]“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

　　由于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经济体制中关键的领域是改革的重点，强调在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换而言之，只有经济体制得到了改革，才能牵动其他方面的改革。

　　唯物史观中两大基本矛盾的两个要素之间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当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已经阻碍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时，就要对其不相适应的部分进行调整和变革。因此，讲全面深化改革，除经济体制要改革外，协商民主制度、司法体制、反腐败领导体制、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等方面也要进行改革。

　　（三）全面依法治国，贯彻和践行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工人甚至创造了人。”[9]《神圣家族》中的这段文字阐述了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

　　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因为利益纠纷所引起的司法不公、群众为维权申诉无门、执法人员办事能力不足、执法部门互相推诿等事件还时有发生，而这些不和谐现象的最终受害者往往都是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如果法律制定出来不能为全社会所遵守，或者说那些违反法律的行为也没有受到相应的惩罚，那么就很容易导致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制度丧失信心。

　　在我们这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要求各项工作的开展都不能脱离人民来进行。如何才能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凸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严格遵照法律办事，实行依法治国，这同时也是践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

　　（四）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解决问题要善于抓重点，抓关键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0]“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1]

　　新加坡《联合早报》称“全面从严治党”是整个战略布局中最关键的“牛鼻子”，之所以说治党问题之所以关键，这是由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九十多年的建党史里，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毫无疑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必将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踏向新征程。

　　然而近年来，部分党员干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问题严重损害了党的肌体健康，也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直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所谓“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务必要格外注重治党问题，也只有在解决好党内问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治理好。

　　三、结语

　　正如《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所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2]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提出距今已经有一个世纪之遥，现如今我们生活的年代与马克思生活的那个年代相比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甚至认为其对实践已经失去了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一直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不是僵死不变的本本框框，相反，它总能紧跟时代的步伐，根据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实际丰富和完善自身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亦是如此：我们先是有了毛泽东等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接着又有邓小平理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后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瓜熟蒂落，紧接其后的是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诞生。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面对国外轮番“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的叫嚣，面对国内还在拉大的贫富差距和严重的腐败迹象，中华民族的复兴梦可谓是任重道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仅指出了国家近期内的奋斗目标，也包含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举措，这同时也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任领导人对“如何写好写实社会主义新篇章”这个问题的回答。相信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将会迈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台阶！

　　[参考文献]

　　[1][6][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外媒：“四个全面”将成指引中国发展权威方针[EB/OL].（2015-02-27）[2016-07-01].http：//r=pc.

　　[4][5][10][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韦自露

　　来源：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 2016年4期

　　作者：文彩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