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二元论历史观批判

　　揭示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并以此作为建立思辨形而上学体系的出发点，是近代哲学的时代精神所在。与近代二元论哲学相似，“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就是将物质或精神抽象化绝对化从而与实践相分离的结果。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可能超越以主客、心物、思有的二元对立的近代形而上学及其思维方式。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强调其基本特征就是从“人的感性活动”、从“实践"和“主体”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世界反对将任何哲学原理凌驾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上；列宁则强调“真理是过程。人从主观的观念，经过‘实践’（和技术）走向客观真理”，强调规律、公理、观念等是“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方式固定下来。这些正是（而且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同样反对任何超越现实实践的所谓的规律和理论，强调实践对于理论创新的主导地位。以实践观点为主导和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对旧唯物主义即机械唯物论和唯心主义即唯意志论的双重超越。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本质的社会实践观，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结晶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等实践论命题。尤其是邓小平关于“中国要瞀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详谆告诫一“右”即全盘西化的主张，“左”即“性资姓社”的主张，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将中国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视为绝对对立的抽象物在党的政策和思想建设层面为超越近代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现代性哲学实践观的形成典定了实践一理论基石。本文试图探索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论来源及其演变过程，并对中国哲学界对一问题的长期以来形成的误区与成见提出质疑。

　　(一)

　　胡塞尔认为随着近代科学理性兴起，“理念化了的自然就开始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于是“把‘自然’理解为隔绝的、在实在方面和理论方面自我封闭的物体世界这种新观念很快引起的整个世界观的彻底变化”，其结果是“世界被分裂为二：自然世界和心灵世界”的近代二元论世界观的出现。这种二元论世界观表现为近代哲学史上主张先验演绎法的理性主义和主张经验归纳法的经验主义之间的理论对立，对立的双方均具有独断论的性质：“谁要不想做怀疑论者，他就必须相信自明的本质认识和永恒真理。”近代哲学史上经驴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的理论论争，无论是否认精神实体还是否认物质实体，还是通过把一种存在机械地归结为另—种存在，或者干脆宣布二者均不可知来取消形而上学，都无法消除这种哲学内在的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

     （二）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斗争，不仅未能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反而使得认识论上的二元分离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里进一步演变为“人们的意见为环境所决定；环境为意见所决定”,这样一个在“意见”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相矛盾的二元论命题。这一命翅不仅邃含着“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w这样一个旨在改造社会环境，使之符合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革命性要求，而且还蕴含着超越这一具有内在矛盾命题的理论趋势，这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应该耍超越于互相作用的观点之上，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发现那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任务正就是发现这个因素。”由于马克思已经在《神圣家族》中把自英国的洛克开始，中间经法国的孔狄亚克和爱尔维修发展，最后到费尔巴哈而形成的人本唯物主义，视为一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只要再“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即吸取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主体能动性因素，这种唯物主义就可以改造成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超越二元对立以发现那个决定社会环境发展和意见发展的因素的过程，就是“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过程，就是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近代唯物主义中“对抽象的人的崇拜”的过程。从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看，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意味着这一超越的实现和近代二元论历史观的终结。应当把对于二元论历史观的批判和反思，视为马克思锻造自己的现代唯物主义理论的起始点，而对其中的二元论历史观的批判一直是马克思注视的焦点。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不仅重视这种从人的感觉出发的历史观中的革命性内涵，认为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是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学说当作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将其视为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发展过程，而且还强调了这一学说中的二元论特征，“爱尔维修认为，教育（他所理解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能培养人；如果需要进行改革来消除+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那末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根本改变人的意识”，因此，“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则还需要详尽地阐述”。作为这一“详尽阐述”的结果，就是1845年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部分关于人与环境关系的阐述：“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⑷在这里，二元论历史观的特征已经从18世纪的爱尔维修延伸到19世纪的欧文，“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也就是说，被马克思认为由“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发展的，继承了英国唯物主义特别是洛克哲学并“直接导向社会主义”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以及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中的基本理论特征，就是这种“以人的天性的不变的属性来解释环境的变动的属性”的二元论。从这个角度再来理解马克思紧接着的那段话，“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就应该体会到，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对近代哲学中二元论历史观的批判，既是它的理论起点，又是这一批判的结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永恒不变的人性，被理解为在不断发展变动的“社会关系总和”中不断改变自身时代内涵的“人的本质”；而作为这一学说的起点的人的感觉，才能在批判19世纪“富有内容”的复辟了的形而上学基础上，被理解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感性活动”；被割裂了的人的活动与环境变化，才在社会实践中找到了自身统一科学的基础。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另一个理论来源，即批判19世纪德国思辨哲学中对于形而上学“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而获得的思想资源。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又称为“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从近代哲学的二元论倾向的发展来看，形而上学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复辟”，恰恰是企图弥合物质与精神、人与环境之间的二元分裂的尝试。在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等人试图唯心主义地解决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二元分裂的哲学^5向的基础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直接针对的就是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强调“哲学的职责就在于“揭示这种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在黑格尔那里，认识的概念与认识的内容本身都是逻辑自身的产物，或者说，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并非从来就有，而是从逻辑自身的矛盾演化中逐渐生成的东西。推动逻辑发展的是逻辑自身所具有的对立面的统一，事物的发展过程被描述为概念的自我否定和展开，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是一个“三同一”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首先抓住的就是黑格尔的这种逻辑与历史、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思想，认为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wl正是唯物主义地改造了“劳动”、“对象性”这些具有合理内核的辩证法范畴，马克思得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通过生产劳动实践而逐渐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主观与客观之间矛盾过程。

　　(三）

　　与黑格尔相似，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的描述，也是从批判二元论的历史观开始的。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则站立在扬弃了费尔巴哈以自然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以概念的自我否定为内涵的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卢卡奇指出，二元论历史观最根本的特征就在于否定“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无论是片面强调历史的客观因素的“宿命论”，还是片面强调历史的主观因素的“唯意志论”，二者之间的区别只是表面的非本质性的区别，它们“只是从非辩证的和非历史的观点来看才是彼此矛盾的。从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它们则是必须互相补充的对立面，是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它的问题从其自身考虑无法解决的情况在思想上的反映。”换言之，社会历史领域内的割裂历史主体与客体之间辩证联系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观念中的形而上学反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其作用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表现为超历史的本质唯物史观的内在本质及其当代意义，就在于它以物质性的生产实践为基础，而不是从概念的自我否定或者与历史相脱离的抽象的人出发，来解决逻辑与历史相分裂的二元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哲学中的“二重化”世界，是社会现实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颠倒反映，因此，应当从现实社会自身的“矛盾中去理解”哲学思维中的矛盾，“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也就是把思维中的抽象的矛盾还原为现实社会内的矛盾，在现实实践基础上，将人与环境看成是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从而达到“改变世界”的最终目的。

　　在批判蒲鲁东的二元论历史观时，马克思认为，“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马克思认为普鲁东的二元论历史观的本质，就是将只有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才能得到统一的两个因素割裂开来，“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作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22)。这就是说，普鲁东在二元论模式中唯心主义地解决经济范畴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除了从观念出发的唯心主义立场之外，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把人与环境、思维与存在视为永恒对立的两极所致。

　　综上，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将物质第一性原理真正贯彻在社会历史领域之中，不仅是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更是由于把社会实践范畴作为考察人类历史的根本立足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前提。只有同时也把社会实践范畴理解为批判和超越前人的相关理论成果的结晶，才能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以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为基本的理论立足点，历史唯物主义在自身的建立过程中，主要借鉴了两个方面的理论资源，一个是以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和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中的唯物主义，另一个是以19世纪的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后者中黑格尔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前者在批判17世纪形而上学中使人与环境的二元对立的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后者不得不以克服这种对立而以复辟形而上学作为其哲学思辨的基本取向。这样一来，也铸就了在批判和反思二者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基本品格——以批判和超越二元论历史观为其出发点和归宿。作为这一批判和超越的结晶，社会实践范畴本身就被深深地烙上了它的历史性痕迹批判二元论历史观。惟其如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得以在《资本论》中被表述为一个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为基础的客观过程：在前资本主义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劳动者与劳动的物质前提（包括土地等人类生存环境在内）之间的“天然统关系——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分化是逐渐伴随着人类生产劳动、以部落的人、民族的人、家庭的人直接占有土地等自然条件的形式出现的。

    在随后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劳动者尽管被奴隶主或封建主当作与牲畜并列的土地附属物，但这种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天然统一则始终保持着，并以互为表里的人与人的狭隘依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狭隘服从（自然宗教）关系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基础的，在这个以交换价值为主导的社会生产体系中，人自身的自然和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自然都被当作开发、掠夺和利用的对象，人与自然关系的属性被狭隘地理解为“有用性”，呈二元对立的历史状况未来的共产主义阶段，生活在“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中的劳动者，将以合理的方式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人的本性与自然界的本性将在“美的规律”的调节下得到高度的和谐一致，作为物质生产的必然王国和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目的本身的自由王国也将合成一个整体。在近代二元论历史观中被视为亘古如斯的人与自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二元对立，在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中，被描述为“天然统一"?-二元对立—和谐共处”这样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运动过程。这一站在社会实践观上科学地阐释并鸟瞰人类历史全过程的恢宏的唯物史观视野，与二元论历史观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是不容忽视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生产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辩证法，即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以贯之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中的，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实践性品格，因为它将人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的矛盾视为一个在社会劳动实践基础上的发生发展和不断丰富的辩证过程，已经内在地包孕了诸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等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的胚芽，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正是这种品格的中国化表现。

　　然而中国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由于受前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的影响，正如黄楠森先生所说，“还是拼凑起来的体系，远没有完成科学形态的理论建构”。哲学教科书中对于自然观、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定义，总是将它们视为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则+辩证法原则，也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上被“颠倒”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社会实践在这种哲学体系中永远是外在的因素。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把批判和超越二元论历史观作为其中的基本理论线索，这不仅仅是一个尊重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更是扬弃社会实践范畴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的外在性，从根本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内涵的基本着眼点。如果忽略了这一重大的理论前提，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生产实践的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之间的原则性区别。因此，应当将批判二元论历史观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中的一个基本的理论特征。只有以社会实践活动为逻辑的和历史的起点去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才能得到科学的理解和阐释。换言之，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实质，就是退回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二元论立场上，重新将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环境、人与教育看成是脱离社会实践的二元分离要素，然后再试图用一个与这些要素不相干的所谓的社会实践范畴来“整理”这些处于二元对立状态中的要素。这就是我们在哲学教科书中所看到的二元论历史观理论图景：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相分离的“哲学基本问题”、“唯物主义自然观”、“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以及伴随着“人学空场”的“历史唯物主义”接踵出场，然后再试图以“实路”加以修补。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应当具有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是格格不人的。

　　苏志宏[作者]1951年生，博士，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