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逻辑”的镜像参照与哲学研究规范的关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4-0001-06
    哲学本质上是“思”的学问，思“终极”、思“无极”、思“无限”、思“宇宙”、思“人生”、思“文化”、思“思”本身……哲学的思，一方面是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基于对普遍必然性“理念型知识”形态的不懈探索，对学术共同体内“共享性观念”范式要求的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以“观念”方式对当下现实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理性型构，哲学的“思”同时也是现实社会“自由”、“民主”、“公正”等普世性价值吁求在思想层面的预演。正由于此，不同文化、民族背景的研究群体和研究主体际跨文化的平等的“对话”、批判和交流，就成为以“自己构成自己”(黑格尔语)为突出特征的哲学思想螺旋式上升的基本逻辑图景。
    哲学的“思”与“对话”以及对现实的间接、曲折观照，必然隐含着对不同形态的哲学理念、哲学主题、哲学思维方式、哲学风格、哲学形态、哲学性质与功能、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等等的文化背景考辨、民族传统比较、学理水平高下评说与有效性鉴别等等。显然，这就需要一种建立在严格、科学的并为某一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所共同认可和遵循的学术规范基础上的哲学“评论学”的视角。[1]
    中国的哲学评论学研究，至少肩负着以下几方面的理论使命和功能：一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既有的“学术规范”展开全面的检视、检讨与反思；二是以建设性姿态，思索和审视“哲学人文知识”的生成路径和规律；三是引导中国哲学研究在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和形成新的学术气象；四是着眼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品格的模塑与建构。依托、凭借上述研究，真正促进中国哲学的良性、健康发展。
    一、中国哲学缺少评论推动哲学共同体内部学术话语的更新
    哲学获得自己对现实解释和评判的合法性资质的基本方式，是力图与现实保持一种“区隔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哲学借以追求和保持自身所谓理论纯粹的重要标识，尽管这一原则已经被证明只是一种虚妄。哲学是什么?哲学应该做什么?哲学的作业方式究竟是什么?哲学存在的必要性是从自身得到证明的吗?这些问题，我们其实都没有搞清楚。当然，这种情形并没有阻止哲学前进的步伐。哲学依然一如既往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做着自己认为合理的事情。哲学一直热衷于对外在的对象性事物之本质进行阐释，殊不知这种对象性事物从一开始出现，其领地就各有名分。历史上甚至在当今的哲学现实中，有相当一批哲学家和哲学之思却不顾这种事实，强行闯入。就像一个旅行者到了一个陌生地，本来根本就没有相同的生存与生活经验，却不顾别人的感受，以局外人常有和惯有的“无痛心态”，发一番感慨。至于别人是否听得懂、能否理解、愿否接受或者理睬自己，哲学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
    评论是一个常识性话题，或者说，所有的学术思考和探索本身就是一种经常性的评论，评论与研究活动本身是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的。科学规范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隐性或显性的评论活动。
    任何一种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本身，都离不开“学术评论”，这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长期以来，一提起“评论”，在国内学术界，真正具有专业化色彩且做得实至名归的，当推现当代文学、文艺评论和理论研究，虽然冠以“评论”名称的学科也有不少，诸如“新闻评论”、“影视评论”、“教育评论”、“经济评论”、“法学评论”等等。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学术品位和影响的评论性学术刊物是《文学评论》。在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其作用岂止是影响了本土文艺与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文化与学术窗口，它一直持续不断地创造着新的文学批评风范、方法与文学艺术创作新潮流，引领并实际规导着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路向和可能趋势。
    与文学、文艺学评论(其实还有史学评论、教育学评论以及经济学评论等)的相对成熟、规范化的情形相比，令人不解和吊诡的是，中国哲学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中国哲学研究”包括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在内的研究领域，以下用语意思相同)领域内却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形：哲学评论传统的缺失，以及与之同时存在的哲学评论群体和主体队伍的严重缺场。翻开国内有一定学术影响和品位、办得比较好的几家以“评论”命名的出版物，如《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老子研究与中国哲学评论》(山东大学哲学系主编)、《复旦哲学评论》(复旦大学哲学系主编)、《中国经济哲学评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主编)，试图找几篇“哲学评论”方面的专业性学术论文，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里面刊登的全是清一色的专业学术研究论文。
    或许有些学者会不以为然：研究本身不就是评论吗?这种观点实际上经不起推敲。因为当研究者关于研究本身的指向不明确，或者对研究的立场本身都觉得可有可无而付之阙如、不置可否，以至于有些学者自视清高，标榜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时候，这种姿态本身就是大可怀疑的。当代英国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贡布里希就提出过学术研究自我造成难以摆脱的“名利场逻辑”[2]的观点。它启示我们，身处学术被工具化、功利化的学术环境里，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的探究，无法保持理论研究的纯粹性品格，它必然受到进入争论之中的学者自身学术场域内部所处的空间位置以及某种程度的利益诉求的制约(尽管这种利益诉求对介入者本身而言，可能呈现为一种具有同谋性质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诉求常常被隐藏在寻求学术话语的合法性的外衣之中。
    中国哲学界的学人几乎都已经习惯了没有“评论”的日子。一个常见的情况是，社会发展的某一个时期，当大量的哲学论著、论文与新哲学观念、主张提出的同时，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听不到相关的哲学评论话语或者不同评论意见、观点 之间的争论。长此以往，哲学研究变成了“私密性”色彩异常强烈的“自说自话”，哲学家们各自“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偶尔，我们也能看到一些所谓的对某一新著的书评和不同观点之间的商榷性文章，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评论，但离真正的哲学评论所要求的、学者们所期望的学术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就前者而论，不能说是全部，但其中的大部分，出于各种目的，要么是“人情文章”，要么是“官样文章”，既缺乏评论类文章应有的深度，也说不上客观、公正的评析与合理性评价尺度的运用等等，如此，走形式就成为必然。就后者而论，问题就更多。好不容易碰到一些难得一见的商榷性文章，静下心来刚刚读出些眉目、发现了一些问题，偶然也想加入讨论时，争论却莫名其妙地戛然而止了。停止的原因，要么是碰上了学术“高压线”；要么是某权威人物出场说话，发表定论；再要么就是争论双方由于缺少共同的学术背景和话语平台，争论到后来，南辕北辙，越来越争论不下去；更有甚者，是争论完全远离了主题，变成了恶意的人身攻击。[3]事过境迁，待大家都清醒、冷静下来，回到原本争论的问题一看，问题依然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二、哲学批评是全部学术批评的灵魂和引领者
    作为文化之特殊形态的哲学所追求和力图展示的，是人类所有创造性思维得以可能和实现的最高形态原发性逻辑。这种逻辑一旦摆脱混沌而开始，就没有完结的时候。这是人类思维为了走出“起点和终点相合”的怪圈，而不断地自己和自己较劲的过程。
    在当今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当着以繁荣学术的名义引进各种学术理论、概念、范畴和语式，导致多样化甚至异质性学术话语普遍流行，产生了所谓“影响社会”，甚至渗进民众日常生活，而大众传媒也充斥着以学术名义教训、引导普通人的时候，曾经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哲学批评自身，却缺乏应有的立场，出现了失声以至有意无意(多数情况是由于考虑受众的不理解而产生的无奈)隐匿和推卸应有的责任担当和道义感的现象。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冲突、融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学科自身的日益分化，人类的知识门类不断被细化，往昔的“学术巨匠”出现严重匮乏，知识谱系日渐纷繁。祈求像过去那样大思想家既出，则弥伦群言、定于一尊，结果反而会造成一种落伍的“学术霸权”，从根本上架空哲学批评。
    哲学批评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和境界追求——哲学家之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独特的价值追求和价值体验。哲学批评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群体，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逐渐形成、确立自己的规范。如此，在面对各种学术压力和不断被制造的“学术拜物教”情形下，哲学的批评群体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抱持坚定立场，廓清学术迷雾，弄清楚自身研究的边界和功能，找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从而发挥其现实的、真实的作用。
    我们自己的哲学研究，成果不可谓不丰厚，观点、见解不可谓不多样，但是，如果着眼于我们的研究对于整个人文知识增量的实质性推进来说，有分量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则少之又少。可见，中国的哲学研究存在的不是眼界、态度、识见有无的问题，根本的是学术水准和学术质量的提升问题。
    对“哲学评论学”的理论吁求，既非空穴来风，亦非生造名词。古今中外，被思想家称之为“哲学”的那个东西，之所以经历了那么多的“转向”(仅以20世纪西方哲学为例，就有“现象学转向”、“语言哲学转向”、“解释学转向”、“实践论转向”以及“后现代转向”等)、“危机”、“贫困”，甚或“终结”，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而没有从文化思想史上消失，其原因就在于，历史上自从哲学从“科学之科学”的王位上退下来以后，在与不可一世的“神学”、“宗教”以及自称可以取代、超越哲学的具体“科学”等的激烈、残酷的较量过程中，始终采取以退为攻的策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位，在复杂、多变的思想史的风云际会中，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新尺度以及新的坐标原点，由此，才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含容力和渐进发展的内驱力。
    哲学观念发育、成长的历史给我们以很深的启示：思想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只是其一；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需要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勇士去坚守阵地，需要他们从“大文化”的高度，从哲学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一种“生存智慧”的角度，对哲学观念的是是非非“说长道短”、比出高下。由此可见，哲学评论并不是外在于哲学发展的，而是完全深入到思想史的血脉之中的。
    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哲学界长期无人专门涉足哲学评论这一领域(或者说：本来就没有这一领域，何来涉足之说)，没有形成自己的评论理论研究和评论风气，更遑论评论体系与学科的建制问题。对于哲学评论，中国哲学界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哲学研究本来就是思想家之间的对话、交流，这种研究方式本身就体现、渗透或包含着“思想评论”的成分与因子。如此，专门的哲学评论当然就是“多余”，或者根本没有必要的了。[4]
    此说其实大谬不然。但它至少促使我们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哲学思想需要评论吗?哲学是应该和可以进行评论的吗?由谁、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哲学评论?一句话，哲学评论何以可能?所有这些问题，事实上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工作者的视野，没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真正引起哲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近年来，中国的哲学研究之不景气现状，是圈内学者所共同认可的事实。许多哲学从业者越来越觉得自己根本不是在潜心做哲学，而是在从事一种为生存、生计所必需的职业而已。哲学的各领域、各专业、各种“学派”之间，疏于交流，缺乏学术思想的激励、碰撞，因此新思想、新观点也乏善可陈。这种现象，已经在一定意义上影响、阻碍着中国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为什么中国哲学研究会出现这样的境况?中国哲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去?未来中国哲学究竟会是一种什么形态的哲学?所有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在“元哲学”观 念和态度指导下的中国哲学评论学去关注。
    哲学评论当然首先是哲学自己的事情。从道理上讲，哲学评论工作者必须是这一领域的“行家里手”，熟悉这一领域的历史传统、现状以及未来的走向，就学术身份而言，他们本身就应该是思想家、评论家。作为一个特殊的专业学术群体，其哲学评论能力、资质的获得，其评论水准的提升，等等，都必须建立在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训练有素的睿智学术识见的基础之上。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体哲学工作者的学术自觉、实质性的参与和实践。
    应该说，哲学研究无一例外都是思想家本人在观照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等复杂现象的过程中，在对他以前的先贤思想的理解、反思和批判过程中，所形成和获得的独特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表达，正所谓智慧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或卓越、或悖谬，业内资深大师一上眼、一把玩、一品评便知，而且个体所思、所想之心得，具有天然的“辐射”效应，之于广大解读者，很快会转化为一种“润物细无声”般的持续、深远的智慧启迪。
    三、哲学评论旨在推进哲学自身学术理性的形成
    一提起哲学，似乎从来没有人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怀疑这一群体的宏大理论规划所一直具有的强烈的乌托邦和超越乌托邦的冲动。哲学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关乎普通民众心性的境界和信仰之学，哲学所苦苦寻绎的规范性逻辑，原本有一个近乎自明性的目的：哲学学术共同体内“自主性思想场域”的生成。在这一场域中，哲学家们以相对纯粹的哲学作纯粹的哲学之理性凝视，以哲学的方式向社会、文化，向尽可能多的大众澄明生活的本有逻辑，这样的思考才不会被现实无情地遮蔽。
    哲学保证自己不被历史和大众遗弃的方式，是严格地遵守其自我约定的学术理性和学术精神。[5]众所周知，学术理性是现代科学和现代学术的核心内涵。古今中外，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必须自觉遵守学术共同体共同约定意义上的科研道德和学术理性，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以反思、批判和不断创新等为核心的理性思维的能力。通常来说，为学术共同体所推崇的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通过理智，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与发现真理的意志；确定并严格依循一以贯之的分析、分解和结合、构建的认知方法。在《学与术》一文中，梁启超指出：“吾国向以学术二字相连属为一名辞，《礼记·乡饮酒义》云‘古之学术道者’，《庄子·天下》篇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又云‘古之所谓道术者恶乎在’。凡此所谓‘术’者即学也。惟《汉书·霍光传赞》，称光‘不学无术’，学与术对举始此。近世泰西，学问大盛，学者始将学与术之分野，厘然画出，各勤厥职以前民用。试语其概要，则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6]
    作为学术研究的哲学探索同样是人类生产知识的事业。评判一种研究是否有历史性意义，关键在于“知识增量的累进”。通常认为，所谓知识增量是指通过扎实有效的学术研究，丰富和完善原有的知识内涵，既表现为对原有知识结构的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时又表现为对原有学术领域外延的有效拓展，在更为根本的革命性意义上，也可以是对原有知识理论的颠覆或推翻。因知识增量此既有“量”的增长，同时又有“质”的进化。但是，这种所谓“增进”、“拓展”、“颠覆”，仅靠哲学某一领域、某一学派、某一学者自己的主观评判远远不够，也没法保证客观性，除了考虑成果的可能和应有的社会影响外，哲学评论的推进是必不可少的。
    哲学评论彰显并发扬光大迄今为止人类最为精致、最为精妙的哲学之思的内在风华。从对象上讲，哲学评论面对的是一部深厚久远、源远流长的丰富理论资源。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哲学评论，既是一种多学术派别、多学术群体、多学术视角的融合、沟通过程，又是不同学术观点共同在追求高层学术境界过程中观念互惠、智慧共创、价值共生的过程，是孜孜以求地致力于一种学术气象的创造过程。
    首先，真正的哲学评论必定是挺立在特定时代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风口浪尖，以独特的风向标，对新思想、新观念尤其是对原创性研究的“孵化”和催生，起着向全球知识界全面宣传和推介有民族特色、有学术分量和深度的新作以及有个性的新生代学界后起之秀的作用。
    当代世界现存的、有影响的哲学有三种：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在中国并不是主流的、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虽然，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影响，许多学者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哲学，甚至为了回应西方某些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论断，开展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但几乎没有人否认，中国当代哲学就存在形态和门类而言，无论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在世界哲学格局中的地位而言，缺乏应有的“文化优势／势能”，确实很难与世界其他哲学形态相比。这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当代哲学的实际水平还远不是世界一流；二是就其对世界的影响而言，还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培育出大师级的思想家，没法与世界哲学主流进行实质性对话。在世界哲学舞台上，我们的声音还非常微弱，对话的资质还十分欠缺。[7]
    中国特色的哲学评论学，必须树立一种以“整体论意义的中国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本体论意识。“整体论意义的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有特定存在形式的文化本体，鲜为哲学研究者所探究。但实际上，自近代以来，由于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整体论意义的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合理的研究对象，真实地贯穿于不同时代思想家的学术视野和思想脉络之中，有赖于从哲学评论学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梳理。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这是一个“从中国发 现历史的过程”，其真义在于：“从中国寻找促成近代化的因素，从明清以降的历史发展中，整理中国自身的动力”。[8]显然，这是一个通过哲学评论寻找、形成中国哲学“自性”——中国的“哲学自我”的过程。
    当然，文化的积累、人文知识的增长，有一个由量而质的发展过程，有自己特殊的发展规律。本文在此要表达的意思是，对于世界精神、对于时代精神的理解、表达和引领，我们期盼生成的中国哲学评论学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么，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界究竟有多少值得向全球知识界推介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呢?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哲学评论学还有很大的创作空间，有很多工作要做。和中国产业界的落后现状一样，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的角色也一直是仿制型的“制造者”大户。这与中国文化大国的身份极其不相符。在未来，我们期望的是拥有哲学观念原创权的“创制者”创制出新的学术形象。
    其次，真正的哲学评论是学者们相互沟通、了解的平台，有助于学者们对学术研究动态的了解、对某一问题研究深度的掌握，从而促使学者们以积极、平和、谦逊的学术态度对待学界同仁，这是有关哲学研究的“规范性”的探求。
    规范的哲学评论所追求、所崇尚的，是学者们普遍的“反求诸己”。这是学者的一种自省意识，体现的是学术自身原本就有的人文关怀。和其他形式的评论一样，哲学评论在学理意义上，也是对作者、文本所深蕴着的“意义”的一种再解读、再发现、再编码的创造过程。如同文学作品一样，蕴涵在哲学论著和文本中的思想与意境，有些是思想家本人清楚明确并自觉表达和传达的，除此以外，文本中所包含的其他一些为别人所发现、挖掘、体验到的东西，则是原作者未必明确意识到的。哲学文本的“意义”的全面性、完整性、深刻性等，正是通过评论并在评论过程之中得以逐渐丰满并最终完成的。
    这一过程就是“诠释”的过程，其中的真谛和意义，现代哲学诠释学已作出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本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哲学评论学所遵循的，就是现代哲学诠释学的逻辑，在对文本的研读和评论中，同样追求着作者、文本、他人以及评论者之间的“视界融合”，从而实现一种“效果历史意识”。
    再次，真正的哲学评论是有关哲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品格确立的过程。任何一种形式的学术评论，其本身都是一种有效而自主的学术监督，弘扬的是学术民主精神。学术民主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学术民主反对学术研究的门户之见、等级之别。学术民主就是只承认研究者在对待同一个问题时智识上的平等，而不必以资历、辈分甚或某种本不是权力的“权力”压制人。规范性研究是一种学术高度和境界，体现着这门学科的水平。平等、公正、客观的常态化的哲学评论需要哲学研究者的包容、虚静。所谓学术乃天下公器，每一个学者假若都能够真正以身践行，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悟其精微深义。
    哲学以及哲学史的历程表明，从形式上讲，哲学作为人类文化与价值合理性努力的实践，所一贯秉持着的，是一种坚定的不为稻粱谋的非功利的超越性信念。哲学因此赢得了特定时代人类的无比尊重和敬仰，人们为这一共同体中的杰出人物戴上了这样或那样光彩夺目的光环，甚至将最大的荣耀赠与他们。实际上，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因为这个群体其实是非常软弱无力的。在面临某些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决断关头，他们通常会选择模棱两可的态度。长期以来，中国的哲学研究往往是流于“术”而止于“道”。真正的哲学评论是哲学的一种学术“原道”意识，是在评论实践中对一种宽松的学术气氛和学术环境的营造，从而真正促进中国学术理性的健康成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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