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哲学“重阳”思想探讨“火神派”理论源流

　　摘要：“火神派”是指以郑钦安为开山宗师，理论上重视阳气，临床上以温扶阳气，善用姜桂附等辛热药物著称的一个医学流派。其理论主要来源于《周易》《黄帝内经》中的重阳思想。本文从《周易》《黄帝内经》来探讨“火神派”的源流以及“火神派”的传承，认为“火神派”重阳思想的特点一是生理上重视阳气在人体生命中的重要性，“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二是病理上重阳兼顾阴证，重视阴证的发病机理与治疗；三是用药上大剂量灵活运用姜桂附等辛热药物，其中对附子的用法可概括为广用、重用、早用和专用四大原则。

　　关键词：火神派；《周易》；《黄帝内经》；重阳

　　“火神派”也称为扶阳学派，始于张仲景，完善于郑钦安，其基本特点是扶助阳气，善用辛热药如附子、桂(肉桂、桂枝)、姜(生姜、干姜、炮姜)，尤以擅长用大剂量附子治疗危重证屡起沉疴，其代表作是《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1]等。火神派的主要传人有卢铸之、卢永定、吴佩衡、祝味菊、唐步祺以及范中林等，其宗师主要以郑钦安为代表。郑钦安自幼精研《周易》《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其所创“火神派”就是受《周易》《内经》重阳思想的影响。

　　1《周易》重阳思想

　　孙思邈说：“不知易，不足以言大医。”张景岳认为“医易同原”“医不可无易”，因此了解《周易》的重阳哲学思想，对于溯源中医学重阳思想的发展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周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古典哲学著作，它不仅对后世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周易》以阳爻和阴爻代表一切事物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认为一切事物都存在于阴阳之中，并通过阴阳的相互运动促进事物的发展。然而《周易》在揭示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关系中，重阳始终是其核心思想。如《彖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认为阳为统辖，阴位顺承，阳气是万物存在和生化的根本。又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指出了阳气健运而形成事物的生长化收藏，即天地万物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阳气的推动，阳气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系辞》中也说：“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即为阳，坤即为阴，万物均以阳为尊，地为卑。郑钦安在对《周易》重阳思想的理解下，提出“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元气为人生阴阳之主宰”“万病皆损一元阳气”“治病重在扶阳”等理论。他在辨病上以阴阳为纲，凡病皆分阴阳，并认为世人阳虚阴胜居多，故在治疗用药时多用辛热之附子、干姜、肉桂等药物。

　　2《内经》中的重阳思想

　　《内经》是中医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巅峰。《内经》约成书于西汉，其受《周易》重阳思想的影响，其重阳思想无处不在。《素问·生气通天论篇》：“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内经》将阳气比作天和太阳，可见对其重视的程度，认为万物维持其正常状态靠太阳，而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行则离不开阳气。火神派医家卢崇汉认为，阳气是人体生命的活力与源泉，人体阳气存之则生，失之则死。从《内经》中可以将阳气的作用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气化温养全身的脏腑组织和经络，如“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二是保卫机体，抵御外邪的作用。在病理上阳气的损害对人体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论》中说：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时之气使然……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人气即为阳气，阳气与疾病的发展密切相关，阳气盛则机体抗病力强，阳气衰则抗病力弱，病势发展较快。郑钦安受《内经》影响，重视阳气在人体中的作用，尤其重视肾阳，提出“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坎中一阳”即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并在《医理真传》指出：“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1]3。认为肾阳为全身阳气之根，肾阳主宰人体的生长、发育与繁殖等生命活动。

　　3郑钦安对重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幼年从父读书，研读经史，后师从于名儒刘芷塘，在其师指导下学习《周易》《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通过“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吸取《周易》《内经》《伤寒杂病论》等重阳思想，另一方面又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完善了重阳理论的思想体系。

　　3.1郑钦安对重阳思想的继承

　　郑钦安对于重阳思想的继承可以从生理病理两方面分析。

　　从生理上看，郑钦安继承《周易》中“阳主阴从”论，认为“人之所以立命者，在活一口气乎。气者阳也，阳行一寸，阴即行一寸，阳停一刻，阴即停一刻……可知阳者，阴之主也，阳气流通，阴气无滞”[1]38。这种“阳主阴从”论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哲学重阳的思想观念。《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代表作，在《周易》“阳主阴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重阳思想也十分浓厚。郑钦安在《内经》重阳思想的影响下，更加重视阳气对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导作用，并在《医学真理》中提出：“阳长一分，阴即随之长一分，阳衰一分，阴亦随之衰一分”[1]38，与《内经》中“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病理上认为，阳气的状态是影响疾病病情轻重的重要因素：“阳气者也，阳气损于何处，阴寒便生于何处，积阴日久，元阳便为阴所灭也”[1]91，与“阴盛阳病”一脉相承。郑钦安认为，人体阴阳在“阳主阴从”的主导下保持着平衡关系，从而达到生命的协调的状态。

　　3.2郑钦安对重阳思想的发展

　　通过精读《周易》《内经》《伤寒杂病论》，对重阳的哲学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郑钦安对重阳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对其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并运用于临床实践中。郑钦安将阳气的重要性与人体的机能相结合，并将易经中的坎卦比作肾阳，通过坎卦在天地万物中的重要作用，揭示肾阳对人体生长壮老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认为肾阳是人体真阳，得之则生，失之则死。认为“坎为水，属阴，血也，而真阳寓焉。中一爻，即天也。天一生水，在人身为肾，一点真阳，含于二阴之中，居于至阴之地，乃人立命之根，真种子也”[1]3。诸书称为真阳，真阳二字种种名目皆指坎中之一阳也，由此可见肾阳的重要性，在临床治疗时更是用大剂量附子温补肾阳，达到治疗疾病和扶助阳气的作用。

　　3.2.1重阳兼顾阴证郑钦安在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中强调，当世之人由于各种原因阳虚之人甚多，但并非无阴虚之人，虽重视阳气主张阳主阴从，同时也兼顾阴虚。张存悌总结郑钦安辨认阴证、阳证的方法为“三阳之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阴色，为其阳不足，而阴有余也，三阴不足之症，所现纯是阳色，为其阴不足，而阳有余也，此辨认阴虚、阳虚之切法”[2]。同时郑钦安对大部分潮热、出血、目赤、耳肿、唇红、牙痛等症状，认为是由阴盛格阳或阳虚欲脱所导致的真寒假热的病症仍倡导用扶阳方法。郑钦安不仅善用张仲景扶阳的经方，如四逆汤、甘草干姜汤等，并自创潜阳丹、补坎益离丹、姜附茯半汤等，同时善用封髓丹治疗虚火上冲引起的各种热证，如牙痛、喘促、耳面肿痛以及遗尿、淋浊等诸证。

　　3.2.2大剂量灵活运用姜桂附等辛热药物笔者认为，郑钦安在重阳思想上最大的发展，就是将重阳的哲学思想运用于临床实践，大剂量运用附子。附子自古医家认为其毒性较大，“视附子为蛇蝎”，惧附子而喜参甘。附子性温热，为扶助阳气的佳品，郑钦安对附子的运用大胆而灵活。认为“附子辛热，能补坎中真阳，真阳为君火之种，补真火即是壮君火也”[1]28，“热不过附子，可知附子是一团烈火也。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仲景深通造化之微，知附子之力，能补先天欲绝之火种”[1]30。张存悌将郑钦安附子的应用归纳为广用、重用、早用和专用等4个方面。广用主要是指在火神派使用的方剂中几乎都有附子以扶助阳气。重用主要是针对剂量而言，附子的剂量常用到100～200g甚至更多，但在用附子时应先煎1～3h，显示了火神派的用药风格。早用即在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应等到其发展到阴盛格阳或阳虚欲脱时才使用，应在早期使用，扶助人体阳气以防病情进一步恶化。专用也是郑钦安不同于其他流派的特点之一，认为补阳药应专用，不应与补阴药同用，并否认张景岳的“阴中求阳，阳中求阴”的方法，认为补阴药大多滋腻、碍阳，不利于阳气在人体的滋生。

　　4结语

　　中国哲学的发展为中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医是中国哲学在医学领域里的应用与体现。其中《易经》与中医学更是密不可分，所谓“医易同理”，《易经》中“阳主阴从”的重阳思想更是影响了一代代的医家，尤以火神派最为显著。火神派继承了《易经》的重阳思想，并对其加以发挥，重视阳气的作用，用药以大剂量姜、桂、附为特点，在治疗疾病时屡起沉疴，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作者简介：成西(1993-)，女，在读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医诊法与证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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