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研究

　　【摘要】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由近代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学科发展收获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开拓方面，还是研究问题深入方面，均是前无古人的。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展开探讨，旨在为如何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序进行研究适用提供一些思路。

　　【关键词】史学史；新进展；新趋势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

　　引言

　　中国史学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由近代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及学科发展收获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还是研究问题的深入方面，均是前无古人的。长时间以来，史学研究专家、学者致力于史学史的深层次研究，特别是在新时期该研究领域逐步拓宽扩大，自然进展也变得越来越显著，然而其新进展究竟凸显在哪些方面，则是当前众多专家学者探究的重要课题。由此可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一）论著综述

　　自20世纪末发展至今，与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在对中国史学史开展研究上均是将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在每一位研究人员的一同努力奋斗下收获了可观成绩。不管是研究深度方面，还是在论文、教材等成果上，均是在多途道路上发展。中国史学史研究新进展，具体而言：

　　1.理论、方法论

　　就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研究而言，不仅有对古代史学著述的研究，还有对当代历史理论、方法著述的研究。例如，张耕华所著的《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怀祺所著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朱本源所著的《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剑鸣所著的《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王学典所著《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哈特穆特·凯博所著的《历史比较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邓京力所著的《历史的评价理论和实践》（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关于贯通性的研究

　　就中国史学研究而言，在对史学史进行研究过程中贯通性得到了长期重点关注。在新时期史学史研究所收获的新进展方面，特别以贯通性研究较为明显，并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著作。例如，何海根、汪高鑫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瞿林东编著的《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傅玉璋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仓修良编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瞿林东编著的《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关于古代史学的研究

　　研究人员在强调贯通性研究的同时，还对古代史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收获了十分显著的新进展，并产生了一系列与断代史学史关联的著作。例如，胡宝国编著的《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岳纯之编著的《中国简明史学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彭忠德编著的《秦前史学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杨艳秋编著的《明代史学探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小树编著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王盛恩编著的《宋代官方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瞿林东编著的《中国简明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吴凤霞编著的《辽金元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施建雄编著的《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关于近现代史学的研究

　　新时期，关于近现代史学的研究新进展同样收获颇丰，一系列研究课题、研究内容等琳琅满目。在该环节所产生的专著多种多样，例如，张剑平编著的《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田亮编著的《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孝迁编著的《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峰编著的《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二）史学史研究新进展示例

　　某种意义上而言，之所以每一部专著能够被出版社所出版并获得专家、学者的认同，是因为它们提出了特有的研究成果，并在相关层面具备一定代表性。就好比，刘家和编著的《史学经学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着重强调了早在古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十分先进的史学、经学，且它们相互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关系；瞿林东编著的《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对中国古代史学各式各样潜在理论成就进行了提炼，同时对其中一系列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探讨，并经由著作来综合剖析相应存在的理论问题。

　　二、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趋势

　　长时间以来，史学研究专家、学者致力于史学史的深层次研究。特别是新时期该研究领域逐步拓宽扩大，自然进展也就越显著，然而其新进展究竟凸显在哪些方面，是当前众多专家学者探究的重要课题。全面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在时代发展新形势下，要紧随时代发展脚步，强化改革创新，引入先进技术、成功发展经验逐步强化中国史学史研究，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序进行可以从以下相关途径展开。

　　（一）自文化角度对史学开展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极为发达，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的史家、史著等研究方面，总是停留在对单科性局部的研究上。鉴于此，应当对这一局面进行扭转，自文化角度对史学开展研究，也就是研究史学发展与文化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所存在的多向关联关系，这是由于无论在哪个时代，史学发展均与其文化走向、社会环境存在密切联系，不可分割。自文化角度对史学开展研究，可在对某一高质量史著进行研究过程中，与该史著对应时代下的社会环境、民族精神、文化理念等进行有效结合，进一步实现对史著文化内涵的充分紧扣，对史著思想价值的科学揭示。与此同时，自文化角度对史学开展研究，可有助于对卓越史家、史著等的成就展开更为精准的评定，强化我们对中国优良文化传统、丰厚内涵的有效认识，进一步促进对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文化向心力、创造力、凝聚力的充分认识，强化民族自尊心、自信心[1]。

　　（二）加大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力度

　　不论哪一门学科发展，均务必要求在该学科范畴中相关重大理论研究实现突破，以凭借深层次理论成果提高学科科学化水平。中国史学史研究由近代发展至今，已有80余年历史，然而该学科绝大多数作品，自历史编纂层面而言，均未能很好的摆脱以年代、史家名著为“经”、“纬”编纂手段的限制，大部分史学史著均是依据自然年代编织而成，而未有对中国史学史内在发展逻辑进行有力凸显。导致这一局面的形成，很大原因是在于针对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发展规律、内在逻辑等重大理论问题，未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要知道，中国史学史学科整体发展受此类重大理论问题很大程度影响。

　　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社会经历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演变过程，也就是说，所有历史均有着其相应的内在发展逻辑，即属于有规律可循的发展过程。史学发展自然也与此相同。然而，长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似乎存在些许例外，史学史研究优秀著作数不胜数，而其中关于史学发展规律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史学家白寿彝便数次提出了强化对历史学发展规律相关问题的研究，然而却未获取到学界有效的回应。那时期，在教条主义的束缚下，也有学者引入哲学史研究成果，将史学发展规律概述成史学发展是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支配的，显然这并非史学发展规律研究问题的答案。进入新世纪，瞿林东先生对史学发展规律进行了归纳：1）史学发展规律是历史发展与历史认识发展相互关联的规律；2）史学发展规律是史著内容与形式相互辩证关系、发展的规律；3）史学发展规律是伴随史学发展，逐步朝社会大众深入的规律。不过瞿林东在其著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仅对史学发展规律进行数百字的简略描述，而未展开深入性探讨[2]。

　　就史学史研究发展而言，不仅仅是史学发展规律理论问题，还有着其他诸多重大理论问题，好比史学思想、史学观念相互联系问题，史学发展、社会发展相互联系问题，史学观念、历史观念相互联系问题等，均有待进一步研究。此部分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可全面系统第强化中国史学史学科科学水平，提升学科学术品味，促进学科基本状况逐步改善。

　　（三）强化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可有效作用于：提升我们的认识水平，拓宽我们的研究覆盖面，促使我们过多关注研究对象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有效上升。倘若没有比较，事物的意义、特征便无从谈起；反之通过科学合理的比较，势必能促使事物的意义、特征更加得以显现。好比，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交换、流通等特征开展研究期间，一方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研究，一方面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等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对各个时期优秀史著的比较，便能够充分认识它们相互间存在的关联关系等相关侧面，更为清晰认识它们的各自特征，及各自在史学发展浪潮中扮演的角色，进而推动着研究认识的进一步准确、深化。

　　就好比，著名史著《史通》、《文史通义》一并被称作“古代史评双璧”，不过《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还是特别指出了两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如其一封书信中所提到，“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截然两途，不相入也”。经由对上述两部史著的全面比较研究可发现，它们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共性：1）两位作者均对史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重点研究，通过对理论创新的致力，以推动史著实践的进步；2）两位作者均有着极强的批判意识，均有着独特的哲学思想见解，关注“独断”之学。经由比较研究来认识《史通》与《文史通义》的共性，对中国史学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表明两位作者都强调促进历史体裁的开拓创新，并以理论总结为前提基础开展史学实践研究，进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无限魅力。再者，经由比较研究还可明确认识到《史通》与《文史通义》的差异性，进而深入了解两个朝代唐代、清代所处的不同时代特征及两位作者不同的史学研究个性：前者处于断代史正史纂修高峰阶段，他主要研究任务是对过去进行总结，制定著述范式，其所涉猎的研究内容有着丰富的内容，且代表性十足；后者处在正史末流纂深陷困境时期，他肩负着拓展研究新思路的使命，提出了应当强化对于纪传体体裁的研究创新，促进该体裁的全面发展，其研究成果有着深刻哲理性及显著超前性[3]。

　　经由比较研究，我们还可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近代史学发展发展阶段特征。进入近代时期，反侵略亟待广泛开展；发展至19世纪末尾，提出了重视对西方一系列文化的学习。由此说明，近代初期史家逐步强化了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研究学习，不过认识依旧停留在表层阶段；发展至19世纪末，该种认识得到逐步强化。就历史编纂而言，《海国图志》、《日本国志》即便存在一定的共同性，不过《日本国志》在编撰技术方面更为完备[4]。

　　（四）提炼传统学术精华的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著作内容包罗万象，蕴含着丰厚的早期人民对社会环境、历史演变开展观察总结所获取的经验知识。历史只不过是过去的社会生活，它距离我们不远也不近，现今时代生活也终将变成历史。即便如今社会相较于过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就人类社会活动相关的常规原理、内容而言，古往今来是保持相通的，所以，传统经典著作中的超凡理念及前人们创造性成果，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是能够为当代所借鉴应用的。我们应强化对这些弥足珍贵理念、精神等的汲取提炼，凸显中国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并结合当今时代实际情况开展改革创新，促进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逐步提升。就古代历史著作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强化对它们不可多得思想、理念等的攫取，并将其作为开展新史学史研究的有利指导。

　　我们不仅有着历经上下5000年的中华优良传统文化，又有着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促进社会发展的良好作风，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协同作用，积极促进着中华民族在当今全球日趋白热化竞争中的繁荣昌盛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相关原理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进行了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促使中华民族迈上正确发展道路。在推动现代化事业发展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实现两个优良传统的进一步相融，是如今所需处理的具备重要理论现实意义的研究课堂[5]。经由研究探讨，更为明确地认识传统文化精华与马克思中国化方向相互贯通，确保在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予以弘扬的同时，进一步自觉秉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念，与时俱进，发展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长时间以来，大批量专家、学者都在致力于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并收获了极为可观的研究成效。中国史学史在被作为中国历史学历史的同时，还应当转变成中国历史学的自我反思和批判的历史。鉴于此，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清楚认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自文化角度对史学开展研究”、“加大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力度”、“强化比较研究”、“提炼传统学术精华的当代价值”等，积极促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1]瞿林东.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J].历史研究，2009（5）：4-10.

　　[2]王记录.回归与变革：中国史学史研究及学科发展趋向[J].史学月刊，2012（8）：15-19.

　　[3]乔治忠.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专题讨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J].学术月刊，2012（1）：118-122.

　　[4]瞿林东，周文玖.在断代和会通之间——瞿林东先生谈中国史学史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47-159.

　　[5]牛菁荟.新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新进展探析[J].青年与社会，2014（3）：355.

　　作者简介：唐世农（1980-），男，布依族，贵州省都匀市人，本科，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民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史、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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