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末儒学家王夫之政治哲学中“治吏”的法制观

　　明末著名的儒学家王夫之在总结前人的法制史观的基础上，从立法原则、执法构想、守法思路等三个方面，重点强调以“吏治”为主的法制史观。

 

　　1 “治吏”的法制原则以稳定为出发点

 

　　法的作用对于王夫之本人来说很重要，立法的精髓在于他的观点的根源是“以定民志，兴民行，进天下以协于极，其用隐而化为神。法者，所以叙彝论，正名分，定民志，息祸乱，为万世法也”。(1)总而言之，立法的原则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各种秩序和合，民心的共和，社会的各种复杂关系的协调，消除国家和民众的动乱之念，确保国家和王朝业绩的长治久安。综合所述，他从稳定社会的实际立场出发，确立了一系列立法的原则和规范：

 

　　(一)言简意赅之原则。王夫之认为，法律条文的泛滥之弊端在于复杂的社会情况，违法犯罪的猖獗，制定完备的法律来对付民众的叛乱和冲突，导致了不安定因素的结果却出现了。王夫之说，“大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患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愈，是诚有所不能该矣，于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准之令，皆求以尽无方之愚，而胜天下之残，于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忧患其不备”(2)法律的泛滥，失控的现象势必陡然出现。因此，王夫之主张，就犯罪危害的社会面大的情况作出相应的常态规定，这样做的目的是“律简则刑清，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3)从而使社会秩序可以巩固和稳定。(二)根据适时即定的原则。在立法关键的问题中，是“法古、循礼”，还是根据适时即定的原则，从古到今，自成熟的法律条文出现以来，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直是法律界争议的关键。主张法古的人被王夫之斥责为“后世无识之士”，简约的提出，立法的目的是要“达其时变，不能徒言法古;否则，不摇其实，欲以制法，则殃民者亦攀援附托以起，足以祸天下者也。”(4)(三)不受株连是祸的原则。封建社会的法律条文里描述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的行法方式，王夫之对此是相当反感和排斥的，他主张个人犯法个人担当，法据唯一之原则，不能株连和祸及罪犯至亲的家人，也不能株连罪犯祖籍的地方官，地方官因惩治犯罪之人，如果株连地方官的话，主观上被迫驱使地方官隐瞒罪情，包庇嫌犯，逃避惩处，客观上起了“纵奸以贼民”的作用，更为严重的会引发民众的动乱。(四)完善需有个渐进的原则。他认为，立法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始制法也，不能皆善。然亦当草创之际，或娇枉太甚，或因陋就简，粗立之以侯后起者之裁成”(5)因此，“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6)概括为，法律不完善是正常的事情，须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有法使天下安宁，有法强于无法，无法是为弊端。这印证了王夫之朴素的辩证思想体现在立法问题上的具体诠释。

 

　　2 执法框架以“三严”为主旨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伦理学家，涉及再具体的执法阶段体现了独特的特点，总结为“三严”，即严以治吏，严以治上官，严以治贪。围绕治民与治吏的辩证关系中，王夫之主张对待官吏要严律，对待民众要宽泛。他进一步指出，避免造成民害的主体是要对老百姓实行宽政，同样的道理，对官吏的管理如果也是“宽”待，那老百姓就会受到很大的摧残，他说：“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也”(7)意思是说，严格管理官吏的所做所为，宽泛的对待老百姓群体，这是两条治国的重要纲纪和根本，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在治下吏与治上官的二者关系中，王夫之主张严惩上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进程中，官吏随意的欺压盘剥老百姓，“源浊于上，流污于下，其来久矣”(8)他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长期不能解决，也是基于这个根本原因：用句俗语，上梁不正，下梁歪，使下吏获罪而不使上官有罪，执法是极不公平的，在情理上也说不通的;要使下吏有很大的警觉，那么就要严治上官，可以使“吏安职守，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9)，否则，“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10)针对王夫之深刻的论述，其重要的参考价值体现在我们当今的治理国家的层面上。

 

　　王夫之主张治吏的突出重点就是治贪。诸多犯罪现象中也是极为常见的，在他看来世风日下，人道灭绝，就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个别官员贪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人之风带动善人，善人也跟随一块贪腐，整个社会就形成一股腐败之风，善人学坏了，自己还不以为然，还认为是正常的事情，长此以往整个国家就会面临危亡，甚至导致亡国之祸和灭顶之灾。因为“贪暴之吏，唯其所为，而清议不及，乃民夷积怨，一激以兴，揭竿冒死，而祸延于天下”(11)从历代的教训看，王夫之清楚的意识到，如果执法不严，执法不依，不有效的惩治贪腐，后果就是形成官逼民反的地步，亡权、亡国，为后人治国之策提供了有力的借鉴作用。

 

　　王夫之认为，要出现好的执法者就要在执法上做到“三严”，简言之，“以要言之，用人其尤函乎!人而苟为治人也，则治法因之以建，而苟刻纵驰之患两亡矣”(12)换句话说，有了强有力的执法者，就可以严格地行使执法权，宽容相济;主张要建立一支专业的执法队伍;还建议实行回避制度，将这一制度作为工作的常态，采取异地为官的有效机制。他还认为，法与情相不兼容，在处理亲情的案件上，主要是吏在家乡为政，有些实在是不可避免，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弊端。“若欲曲全恩义，而执法以伸私，则依倚以殃民者不可胜洁”(13)异地为官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在三个世纪以前就提了出来，王夫之的观点是新颖和超前的。

 

　　3 守法思路的主旨是以德导民

 

　　为了有效地保证法律的实施，必须有力的维护法律的尊严，极大的发挥法律的威力，王夫之主张以德导民，以刑辅礼。王夫之较深的认识、体现了对法律与统治阶级道德的关系。他提出：“先王之教，以正天下之志者，礼也。礼之外，则辅礼以刑。礼者刑之相与为出入也，出乎礼，斯人乎刑矣刑者箱之使合，抑之使受也”(14)这进一步说明，王夫之已进一步探索到，统治阶级的道德则借以舆论的力量，教育引导人们守法，对法律的实施起着促进作用，而且，道德约束力和影响力，双管齐下的作用，有时还能达到法律所力不能及的作用。诚然，王夫之在谈到“刑与礼”的辩证关系时，也流露出了“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对这一思想的诠释，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王夫之因袭了孔丘法律思想糟粕所致，表明了统治阶级的局限性，是不可取的。从而指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不足和缺陷，但不因此而否定其本人其他的观点。

 

　　以德导民守法这一主张，首先要以德导官之守法有例。王夫之对孔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观点十分赞赏，主张能够执法的人就应该是有道德，有学识，有德干、能带头遵纪、守法之人，如果“上之自为正也无德，其导民也无教，宽则国敝而祸缓，猛则国竟而祸急。”(15)所谓的执法官包括皇帝在内，失去正确执法的前提就是无德无教，无论宽严皆误国，以德导民，借以增强百姓的守法观念，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营造和扩大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和程度。王夫之意识到，必须加强道德和法制教育，“人劝于善”，做到国泰民安，就抓住了法制的根本，社会形态就会显现出人人遵守社会道德的祥和局面。

 

　　以德导民，增强守法观念，还包括对罪犯教育的加强。王夫之主张严以执法，但坚决反对使用酷刑：如肉刑，比如断手、别足、斩首、车裂等;其一，肉刑容易被贪官污吏利用，做不轨行径;其二，肉刑是搞逼、供、招、讯的罪魁祸首，很容易造成冤假错案;其三，肉刑反而会滋生大量的社会问题，对于有越轨行为而又未触及刑律的人，建议要对其进行严格的道德教育，培养感化，促其遵纪守法，成为对社会的有用之才;尊重罪犯的人格，对其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又要从心灵深处解决他们的问题，“建之为道术，推之为治法，内以求心，勿损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贼天下。”(16)即使对于死囚，从善而言，为了止恶、惩恶，死刑得意保留，但在行刑方式上，须以处死为行刑之极限，尽力避免搞斩首、车裂等酷刑，从而避免给死刑犯的亲属、朋友带来不必要的精神痛苦和折磨。

 

　　总之，王夫之从立法原则、执法构想和守法思路等方面，围绕“治吏”为切入点，继而完善了他本人倡导的政治哲学的法治观。

 

　　作者简介

 

　　李万军(1978-)，滇西科技师范学院讲师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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