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中国哲学精神

　　中国哲学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前者是就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言，其源头可追溯到《周易》，纵贯五千年;后者是就中国哲学的组成结构，中国哲学一分为三，儒道释三分天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然而，在中国哲学史上若仔细推敲分辨，在儒道释组成的中国哲学结构中，道家哲学应占主导地位，儒释处于从属、补充地位。对此，台湾大学陈鼓应先生《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一文已主张在先，正如张岱年所说：“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大贡献是开创了哲学本体论”，不仅如此，道家也开创了宇宙论，独特的认识论及人生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安徽大学孙以楷在其主编的六卷本《道家与中国哲学》序言中指出：“中国哲学的根是道家哲学，主干是儒道互补”，该书将道家哲学放在中国哲学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即考察道家哲学形成的基本理论及它对儒、墨、名、法、阴阳、佛家的影响，论从史出。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来探讨中国哲学的精神或是中国哲学的特征。

 

　　中国哲学精神之一：“源头早慧”

 

　　开头说过中国哲学起源于《周易》，它被称为道家“三玄”之一，可综观国内中国哲学史，没有一部明确指出这一观点。华东师大丁彦祯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易经》的“阴阳观”、《尚书》的“五行”观，然而《周易》包含丰富的哲学思维与哲学思想，该书没有深入全面地阐述。李存山在其《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一书的绪论也认为：“如果说《易经》中有哲学思想，也只是‘卜筮之书’中哲学思想萌芽”，其理由之一是“在其64条卦辞、384条爻辞中除‘鸣鹤在阴’外竟无‘阴阳’思想的痕迹”，这与张立文在其所著《周易思想研究》所主张的“《易经》中‘一’、‘--’符号，后来都称其‘阳爻’和‘阴爻’，但其原来的意义是否代表‘阴与阳’，在《易经》中找不到根据”的观点如出一辙。由此我认为这两位先生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周易》义理，过于执着于《周易》书面文字。《参同契》曰：“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其注云：“上从日，象阳;下从月，象阴。”《周易》一书虽然没有明确出现“阴阳”二字，但实质上已包含这一义理思想，也就是说虽无其“名”，已有其“实”，就像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辩证法之“名”，但实际上也含有辩证法思想一样。金景芳先生在《周易讲座》中认为：“讲《易经》把着眼点放在历史故事或者用文字考证的办法讲《易经》都是要不得的”，金先生在该书《序》中指出：“古往今来说《周易》之书，总有二蔽，一蔽于单纯地视《周易》为卜筮之书，而不承认《周易》含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二蔽于只斤斤于一词一句的诠解，而无视《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中存在着完整的思想体系”，“最初它的确是地地道道的卜筮，然而经过发展以后，由于发生质变，于是有了哲学内容”，在此，我认为“卜筮”作为一种“占卜”形式本身就具有哲学功能。“占卜”者即预测吉凶也，而哲学功能之一就是预测。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哲学是时代的触须，哲学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看问题，去预测未来。”不仅如此，《周易》由“阳爻一”与“阴爻--”首先推演出乾坤两卦，而阳爻、阴爻本身就是对“天”与“地”的抽象概括，这种抽象概括也是哲学功能之一。那么《周易》一书包含哪些系统哲学思想呢?

 

　　《周易》的核心哲学思想存在一种“象数逻辑”。何谓“象数逻辑”?它是指用阴阳数字建构(推演)宇宙万物的象征结构，探讨蕴含在天、地、人三材中的义理的一种符号逻辑，它包括三方面内容：

 

　　1、该逻辑首先包含一个2n数列(n=0、1、2、3、4、5、6)，即20、21、22、23、24、25、26相对应的数为“1、2、4、8、16、32、64”，《周易》讲“分而为二以象两”，即从“一”分为“--”，前者属阳，象征天，后者属阴，象征地。《坤·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天具有生生不息、地具有厚德载物的功能，万物是天地阴阳孕育而成。这个数列概括出“易有太极，一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

 

　　2、该逻辑还包含一个有规律的排列组合系统。郭忠和先生《〈易〉数排列组合的探讨》(北师大版《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辑)一文认为《周易》包含一种逻辑推演系统。郭先生概括黎凯旋先生的《易》述，将八卦作一菱形排列，用A代表阳(一)，用B代表阴(--)，得出一条近代数学二项式公式，即A3+3A2B+3AB2+B3=(A+B)3，当(A+B)6时，正好符合64卦的推演过程，由此推论一条数学公理，与近代数学史的巴卡斯猜想公理不谋而合。

 

　　3、象是指数、爻、卦的象征意义，即象征天、地、人三材。要之，象数逻辑以探讨天、地、人三材的意义为归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也包括没有数学)，也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推理，尤其说中国哲学没有象黑格尔《小逻辑》那种概念范畴的逻辑推演。殊不知，讲这种话的人是在妄自菲薄呢?还是在数典忘祖呢?至于《周易》辩证唯物思想，诸如变易与不易、简易，对立统一等思想，象数逻辑已统摄，不再展开。

 

　　中国哲学精神之二：体悟思维

 

　　“体”即体验，“悟”指感悟，前者如陈寅恪所说的“同情之了解”。牟宗三在《周易哲学演讲录》第一讲中强调：“了解一个东西一定要相应，假若你了解科学，那么你对科学本性有相应的体会，假若你要了解哲学，那么你要对哲学本性有相应的体会，不相应就是外行，一说话就会错。”例如复旦哲学系中哲教研室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导论将中国哲学的特质界定为“实践哲学”，我认为这是用西方哲学的形态、概念来套用中国哲学，这表明编者对中国哲学特质缺乏应有的体会。我同意海外新儒家将中国哲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之学”。后者正如陆懋德所著《周秦哲学史》所言：“吾国哲学略于方法组织，近人都以此为病，不知吾国哲学的精神就在于此”。盖哲学之微言大义，非从悟入手不可。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在分析中国哲学的特征时也强调：“中国哲学重了悟，不重论证”，“体验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经常得到贯通，即有所得。”中国哲学“体悟思维”是由中国汉字象形特征决定的，中国汉字用形象来表意的传统也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讲：“圣人立象以尽意”。“象”有数象、爻象、卦象之别，但均是为了表达一定的象征意思。就“易”本身而言，“日月为之易”，这是汉字会意造字法，也就是说“易”是用来说明日、月等自然现象变化的。“体悟思维”要求不能拘泥于文字表面，甚至泥古不化，要用心静想观照，能够举一反三，由此及彼，联类贯通，以期思维的升华与质变。这一过程正如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所拈示：“《朱子语类》卷十八论‘致知节目’云：‘逐节思索，自然有觉。如谚所谓：冷灰星豆爆。’尼采自道其‘烟士披里纯’之体验云：‘心所思索，忽如电光霍闪，登时照彻，无复遁形，不可游移。’”，火候一到，就会出现创造性灵感火花，悟得义理所在，而“得意”则可“忘象”。金景芳先生认为，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即可解释为春夏秋冬，又可解释为仁义理智、东西南北等。这就是说，不要把它看死，这就像《说卦》，论乾为君，又说乾为父，又说乾为马一样。再如对“五行说”的理解，也可联类。占星家将其看成“五星”，兵家将其看成“五方”，阴阳家则将其看成“五德”循环，董仲舒则看成“仁义理智信”。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第一册论《周易正义》第二则中论到：“《易》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即明，也不恋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勿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钱钟书先生进一步论证：“不能得意忘言，则将以词害意，以权为实，假喻也认作真质，斯亦学道致知之常弊，古之哲人有鉴于词足以害意，或乃以言破言，即文字消除文字之执，每下一语，反其语破之”。在此，钱先生指出不能得意忘言，反被文字所障，即“以词害意”，所以后世禅宗强调“渐悟与顿悟”，甚至“不立文字，直指心性，明心见佛”，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心是自由的，可以“心游万仞，精骛八极”，而文字是琐碎的，有局限的，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金景芳先生在《〈周易〉与〈老子〉》一文中运用比较方法得出结论，认为《老子》的修养方法在于“冥悟”，他引证《老子》曰：“故常不欲，以见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庄子》说理，善于运用寓言、卮言，甚至神话，也是“立象尽意”。孔子教育学生，用启发式循循诱导，孟子用比喻争辩，更是具有雄辩色彩……可以说，中国哲学的“体悟思维”由《周易》奠基，老庄承其绪，孔孟等增其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

 

　　中国哲学精神之三：侧于反思

 

　　老子《道德经》曰：“反者，道之动也”。而“反”的观念最早源于《周易》，只是老子正式确立了反向思维。“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老子运用“反”的观念，揭示宇宙运行的循环性、周期性，并用之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十三则认为：“《老子》用反字，乃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足与‘奥伏赫变’齐功比美，当使黑格尔自惭于吾汉语无知而失言者也。反有两义。一者，正反之反，违反也;二者，往反之反，回反也”。钱先生认为：“《老子》之‘反’，融贯两义，即正反而合……与黑格尔所谓‘否定之否定’，理无二致”。老子在认识论上提出“为道日损，为学日益”及“静观”与“玄览”等主张，在社会生活中主张为政之道在于“无为而治”(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主张“柔弱胜刚强”、“守弱贵雌”、“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弱者，道之用也”。纵观中国哲学史，反思批判功能贯穿始终。这种哲学功能使人们突破常规思维，换一种角度去思考问题，使事物发展具有多种可能性，从而提高认识内容的丰富性。庄子哲学继承发展老子的“道观”，他用相对主义作认识论基础，认为诸子百家“彼也是非，此也是非”，他们之间是无法辩明的。所以他说：“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强调“齐是非”、“万物一齐”。在百家争鸣时代，墨子针对儒家的“仁爱”，提出“兼爱”;用“节用”、“节葬”反对儒家的“厚葬”，又用“非命”反对儒家的“天命”。汉代王充《论衡》用“疾虚妄”批判谶纬神学，至南北朝时范缜高举反佛的无神论大旗，对门阀士族进行批判。在儒道释三足鼎立的唐朝，韩愈反佛最力，因作《谏迎佛骨表》，几遭死罪，而柳宗元则对儒家经典进行分析批判，如对“拘儒”教条风气的批判。五代时，南方禅宗逐渐演变为五大宗派，出现“呵佛骂祖”、毁弃经教的教授方法，要求“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宋代大哲学家张载站在唯物立场，对佛老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王安石在“心物”(知行)之辩上反对先验论，到明代李贽以“童心说”揭露道学名教的虚伪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并非所有的反思都反得其所，批得到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哲学精神之四：重于修道

 

　　《周易·系辞》“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极之道”就是天地人三材，三位一体，“修道”就是修天地人三道。牟宗三《周易哲学演讲录》引证《说卦传》云：“立天之道曰阴阳，立地之道曰刚柔，立人之道曰仁义”。他认为“三极”不是有三个道，是同一道有三种形态，同一道有所不同的表现，也即《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12则“分散眢论”所论“明于斯理，庶几有一而不亡二，指百体而仍然马，数百件而勿失舆矣”。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因此中国哲学的修道精神也可分为“天人合一”之道、“儒道释合而不同”之道及“知行合一”之道即“培养理想、自由的人格”之道。

 

　　“天人合一”之道即天(地)人合于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即“心性之道”。《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为之道，继之善也，成之者性也”，即“继善成性”。《中庸》曰：“天命为之性，率性为之道”，性分阴阳，“率性”就是顺乎自然阴阳之道。康德认为人是有目的的，而自然也是有目的的，天人合一合于“率性”之“目的论”。《孟子》曰：“尽心知性，知天道”，天道等同于心性之道，“万物皆备于我(心)矣，反身而成，乐莫大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汉代董仲舒也讲“顺命成性”，从而“防欲禁情”，至唐代李翱吸收佛教心性论提出“去情复性”，成为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以求复性观的先声，陆王也讲“复心之本体”。人皆有心，如同天地有心(这种心即“不真空之心”)、万物有灵一样，因此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的特质可以归为“心性之学”，(复旦版《中国哲学史导论》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色应该是“实践哲学”，这种观念将“心性哲学”与“实践哲学”关系割裂了)所以中国哲学的功夫在于修炼心性。《周易·系辞》：“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第20则引《注》云：“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又引《庄子·山木》：“愿君刳形去皮，晒心去欲”，又《知北游》：“汝斋戒，疏沦而心，澡雪而精神”，语意与“洗心”契会。圣人为何要“洗心”?因为人心被“成心”所污染，如《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4则所谓“在天地，为自然，在人为极不自然”，这涉及到“人是什么?”的论题。《道藏提要·附录四》：“盖人者气禀阴阳之和，体具刚柔之性，心根仁义之端，一身之中，三才道备，所以与天地并立也。惜乎混沌鉴而纯和散，浇漓扇而巧伪滋，不仁不义，不孝不悌，礼义廉耻之风丧，乘争凌犯之俗成，嫉贤妒能，伤生害物，灭天理而穷人欲。人欲既炽，罪恶生焉。罪业既深，凶荒、疫疠、水火、刀兵、劫运至矣。”按基督教的“原罪”说，人是有罪的，因为亚当、夏娃偷吃自然法的禁果，才有了人类的产生，也就是说人在自然法的法庭上是有罪的。因为“不自然”、不符合自然法，所以人类要修炼自然心性之道。如何修炼?首先，忏悔罪过。《〈周易集解〉导读》卷第一乾卦，“上九：亢龙有悔”;卷第十三《系辞》：“无咎者，善补过也。虞翻曰:失位为咎，悔，复而之正，故‘善补过’。孔子曰‘退思补过’者也。”其次，《管锥编》第二册《老子王弼注》第三则引《老子》四十九章：“浑其心”，重言申明，皆《庄子·天地》“浑沌氏之术”，《关尹子·三极》谓“利害心”、“贤愚心”、“是非心”、“好丑心”胥不可“明”，是以“圣人浑之”，又《八筹》谓“唯其浑沦，所以为道”，又引佛经云“欲贪以虚妄分别为本”，《五灯会元》卷一《信心铭》云：“至道无他，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钱钟书先生结论云：“鉴差异即乖反朴入浑，背平等齐物之大道”。《老子王弼注》第四则：王弼注谓“圣人于天地合其德”，即言其师法天地。钱先生发挥之：“借曰能之，乃刻意矫揉，尽心涵养，拂逆本性，庶几万一。”正如第十章称“玄德”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庄子·庚桑楚》论“卫生之经”在乎“能儿子”，《吕氏春秋·具备》论“三月婴儿”之“合乎于精，通于天”，“在婴儿不学而能，在成人勉学而难能”。“不学而能”即孟子所谓的“良能”，而“良能”为“童心”所有，即天地赤子之心所有，“童心”与“浑其心”消息相通也。《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第二十二则《系辞》下：“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注》：“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象山全集》卷二二《杂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也”。也即“圣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钱先生认为：“心同理同，正缘物同理同”，“心之同然，本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之必然，即合乎物之本然也”，“天人合一”之道合于心理、物理、事理，也即朱子所谓“理一分殊”之“月印万川”也。由于篇幅所限，“儒道释合而不同”之道、“知行合一”之道在此省略不论。

 

　　总之，中国哲学精神源于《周易》，构建了“象、数、理”宇宙人生框架，由道家开创哲学本体论，并因此强调“天人合一”之道，中国哲学精神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对构建“和谐世界”新秩序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价值。《大学》曰：“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曰：“周虽旧邦，其命唯新”。生生不息的中国哲学精神所包含的原创力和价值体系一定会再次走向世界，也一定会发扬光大。

 

　　作者：李永 来源：群文天地 2011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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