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哲学比较论中国哲学精神的艺术性

　　单观而论，易失偏颇，合而论之，客观公道。从中西哲学角度阐述中国哲学之精神，以人生关怀与心觉超越、天人合一的自然归宿、娓娓道来的隐隐玄机三个关键角度论述中国哲学精神的艺术性所在。

　　一般来说，在认识论上，西方哲学以纯粹理性的客观态度来阐释世界，在世界观上以主观态度的信神来看待整个人生，但是中国稀缺所谓哲学认识论的兴趣和宗教信仰的戒条，相比而然在人的理性张扬上走得更远。侧重于体认宇宙与人生的契合，在出世和人世之间的平衡上发展了直觉智慧，进而有一种“艺术性”的旨趣。这种独特的、传统的、地域的艺术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人生关怀与心觉超越

 

　　中西方哲学在艺术表现上所展示的不同，首先是在寻找和确立人生终极意义价值和超越精神上，艺术终究是为人的艺术，在人的角度，西方哲学的人生浸染着深深的宗教情怀，富有理性信仰，而中国哲学的人生况味则是浓厚活泼，充满情趣。

 

　　西方哲学把人生放入社会圈中，认为人的生活过程是痛苦的(叔本华)，在遥远的未知地域存在“理想国”和“天堂”，人在现世只有刻苦修行赎罪才能到达上帝的乐土。在这种宗教意识的光环下，人生只应该是灵魂不断趋向上帝，接近上帝的过程，唯有如此人生才能获得终极意义，否则人生便是虚无。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说：“人若从虚无的深渊中奋发跃起，那么就必须皈依上帝，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人的灵魂，给人以永恒解脱。”以此来看，这种广大深沉的虚无意识生长出虔诚的宗教意识，所以便衍生出西方式的超越精神——将超越的对象(譬如上帝)归之于外在的客观的人格化的神，并把它作为超越现实生活的另外一个精神家园。

 

　　中国人世界观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甚至是艺术的。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虽然否定了神的客观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超越精神。中国哲学主要包括儒释道哲学，他们在人生智慧上有着共同的追求：看重内在的心性超越而非外在的超越，所以他们反而更注重人生的存在与安享，儒家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重“礼”、塑“教”、存“人伦”，杨朱的“且趣当生，奚遑死后”都是对人生超越之时对现实生存的追求持续。从哲学角度，我们可以把这种人生超越称之为现世的超越，融出世于人世的超越，如果非得有二元论的表述，有彼岸天国和人间的话，那么彼岸就在此岸，天国就在人间，心中自有天堂，大隐隐于朝市，心远地自偏。这就是中国哲学式心觉的超越，也是冯友兰说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2天人合一的自然归宿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曾劝告希腊公民，不要总是费尽心思追逐名利，而把知识、真理和灵魂这些更重要的东西置若罔闻，未经思索的人生是毫无价值的，真正赋予生活价值的是知识和哲学。现在我们注意这种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仔细分析一下，它应该有一个前提：我与非我，我之外存在我不知道的知识，我之外的世界必须去探索发现，我是主观的，我以外的世界是非我的，是客观的。这就是西方哲学知识论的一个问题——主客对立、天人分离，这种设定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所以西方哲学性格便存在了人与人以外世界的对立，只有拉开距离才能客观地观察和描述。

 

　　在中国哲学中，首先在知识方面是“吾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识论被视为无益身心，结果有了“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以理性的求知、逻辑的探索在中国稀缺。但是中国的主导哲学思路是什么呢?是主客交融，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正是人与自然的交融吗?摒弃空言，艺术地生活，中国哲学的精神可见一斑。

 

　　先秦的儒家孟子主张天人相通，他认为人性是“天之所与”，“尽心知性则知天”，这就是说只要人保持本性，并不断扩充它，就能与天相契。道家哲学更是主张天人合一，提倡回归自然，老子的“吾游心于物之初”，庄子的哲学名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傲睨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更为一绝的是他梦蝶之故事，更是物我为一的经典。中国的佛教也主张天人合一，对于知识，佛教持排斥态度，认为到达佛的最高境界不是通过知识，而是参悟。澄明、天人合一是佛境最高境界。曾有人问崇慧禅师：何为禅人当下境界?答日：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句话说明，佛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看似无我，其实有我，不过此我已融宇宙之中，就像水中的盐，只有澄明。所以说，一定程度上天人合一、天地境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艺术追求。

 

　　3娓娓道来的隐隐玄机

 

　　这主要是说中西哲学在表达、阐明上的途径和方法之不同。

 

　　西方哲学的表达可以说是一种渐进的、推理的、逻辑的方法，进而形成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表述系统的风格;中国哲学的方法是暗示的、象征的、隐喻的，形成一种含蓄的，甚至诗意的、艺术的风格。引用冯友兰的说法就是，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之差别。

 

　　儒家和道家认为最高的道理是不可言说的，《老子》的第一章就说，道是不可言说的，如果可以说就不是道了(道可道非常道)。《论语》的每一章只是寥寥数语，而且上下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老子》只有五千字;《庄子》较长，但是都是比喻论证。所以中国哲学注重目的而不注重手段，能够达到目的可以简单手段，甚至隐去手段。《庄子·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是多么艺术性的表达，然而又充满哲学的意味深长。

 

　　中国的禅宗更是主张不立语言文字，认为文字的会意反而曲解了佛法的本意，理解佛法唯有通过暗示的方法才可行，并且暗示的方法也只是“以手指月”的手，并不能把手当成显见的月亮。这种隐约的暗示在不识一字慧能那里体现得较为明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诗意的哲学，正是中国所特有的：这是娓娓道来的智慧，若隐若现的玄机。

 

　　不仅哲学，中国的绘画主张“言有尽而意无穷”;绘画上主张“计白当黑”“画外之画”;音乐上更是主张“弦外之音”，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哲学的艺术个性。

 

　　西方哲学虽然长于逻辑分析，但也不是绝对的，奥地利的维特根斯坦就主张“对于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中国哲学固然境界高远，内涵深刻，艺术性强，但缺乏清晰的思想表达。两者相互借鉴，互通有无，长短互补才是人类智慧的归宿。

 

　　作者：李天一 来源：艺术科技 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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