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

　　知行关系问题，即认识和实践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论争的重要理论问题。由于历代哲学家所处的时代不同，生存的环境相异，实践的范围和程度不一样，关注的重点和认知路向有别，因此对知与行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为知行先后说、知行髙低说、知行难易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的“知行统一观”，则是对知行学说的科学总结。

　　

　　知先于行与行先于知

　　

　　知行先后说是从时间上争论知与行谁先谁后的问题。唯心主义思想家一般都主张知先行后，知离开行而先验存在。孟子从“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提出不学而能的“良能”，“不虑而知”的“良知”。他所讲的“良知”、“良能”，既不是人们从外界学习得来，亦非因外界的影响而引起思考的结果，而是“天之所与我者”。人们求得知识、才能，不需到实际中去探索、学习、实践，只要把放弃掉或散失掉的天赋本性找回来。故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盂子•告子上》）。“圣人”就是用这种先天赋予的“良知”、“良能”去启迪后知后觉的人，指导人们去齐家治国平天下。

　　

　　北宋哲学家程颐较明确地提出了知先行后的学说。他说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不致知，怎生行得？”(《二程全书•遗书》卷十八）又讲：“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同上》卷三）。他举例说，人不吃有毒的东西，是深知它有毒，人不向水火中走，是因为深知水火能致人于死地。朱熹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程颐的“知先行后”说，更加明确地指出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答吴晦叔》《文集》卷四十二）又说：“为学先要知得分晓。”如果“义理不明，如何践履？”(《语类》卷九）程朱知先行后的观点，完全颠倒了知行的关系，否定了知从行中来，把知看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唯心主义的知行观。

　　

　　同唯心主义者相反，唯物主义者一般都主张行先知后。与孔学同称“显学”的墨学创始人墨翟曾明确地提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耳目之实”的闻见。“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墨经•明鬼下》)当然，墨子把闻见与否作为判断客观事物“有”“无”的根据，显然是不科学的。但他认为没有人们对客观对象的直接经验，也就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的看法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符合唯物主义认识原则的。他还从认识论角度论证了“名”和“实”的关系，认为“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是由“实”决定的。“名”是否正确'应该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他说瞽者不知白黑，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子•贵义》）。瞎子不知道白黑，并不是他不知道黑白的概念，而是他在实践（取）之中不能分别黑白的东西。可见，墨子认识到“知”由“行”来，并初步接触到以“行”验“知”的思想。

　　

　　后期墨家在反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中，纠正了墨翟在认识论中的某些缺陷，发展了其认识论中的唯物主义成份。认为“知（认识）也者，以其知（感官)过(遇）物。而能貌之，若见”(《墨经•经说上》）。因此，人的认识是“摹略万物之然”(近似地反映外物本来的样子）（《墨经•小取》）。

　　

　　唯物主义者荀子和韩非在知行观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见解，对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作了有力的批判，强调“知”来源于“行”。荀子曾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池，不知地之厚也”(《荀子•劝学》）。韩非指斥唯心主义先验论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先知），前识者，无缘而妄忌度也”（《韩非子•解老》）。这就是说，人在没有接触事物之前就发议论，在事理发现之前就有认识，叫做“前识”，实质上这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测。他把这种先验主义的前识论者斥之为“愚之首”。韩非认为，判断认识的是非真伪，只有通过“参验”，也就是说要在“行”中验‘‘知”。他举例说，如要判断剑之锋钝，马之良劣，人之智愚等，必须根据剑之断物，马之驾车，人之事功等事实来“参验”，才能判断真伪。

　　

　　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在反对“圣人生知”的斗争中，建立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人要获得知识，首先要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接触，强调认识“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论衡*实知篇》），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违反先行后知的认识规律。王充在否认“圣人”“生知”说的同时，又指出认识的标准是实际效验。他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篇》），“凡论事者、违实而不行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论衡•实知篇》)王充提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强调实际功效，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认识在实践中取得，又必须运用于实际之中，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

　　

　　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批判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基础上，把古代唯物主义知行观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指斥程朱等客观唯心主义者“先知以废行”，陆王等主观唯心主义者“销行以归知”都是不对的。从而提倡行先知后，知行统一。他根据《尚书》“知之匪（非）艰，行之惟艰”的观点，指出“艰者必先也，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尚书引义•说命中二》）。认为先有“行”，然后才有“知”，有了“知”，再“推而行之”，从而“可以得知之效”。所以，“行”乃是“知”的基础和前提，又是“知”的标准，“知”是“行”的结果。他还认为，“知”与“行”虽有“先后之序”，但二者又是“互相为成”，“相资以为用”,“始终不相离”的。可见，王夫之不仅明确提出了行先知后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而且初步了解到“知”和“行”的辩证关系，达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水平。

　　

　　近代思想家魏源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明确地提出了先行后知，不行则不知的思想，他说：“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默觚上•学篇二》），强调“及之”“履之”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自己下手去做，去行，方能取得真知实识。仅凭间接经验也无法达到认识事物之目的，“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僬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知庖丁之一啜。”（《默觚上•学篇二》）可见，魏源已认识到行对知的.重要作用。

　　

　　知高于行与行高于知

　　

　　知行高低说是从层次上争论谁高谁低的问题。主张知高于行一般属于唯心主义见解，主张行髙于知大多属唯物主义观点。

　　

　　孔子一方面肯定有“生而知之”的人，认为这些人的知识是头脑里固有的，而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另一方面又肯定有“学而知之”的人，承认—个人要获得知识，不仅要取得直接经验，也要善于吸取他人的间接经验，只有“多闻”，“多见”，“博学切问”，“温故知新”，方能收到好的效果。但是，先天之“知”同从事后天闻见或从事书本学习以获得间接知识的“行”较之，前者则高于后者，所以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丘注重政治思想和道德的教育，而对生产劳动却十分轻视，同他的这种先验论是分不开的。

　　

　　宋代哲学家张载，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提出过不少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精彩见解，但在认识论中表现出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他认为，认识的目的是“穷神知化”，“穷理”、“究道”。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凭与外物接触的耳闻目见是无法达到的，只有那种不依赖于感性认识的“天德良知”才能实现。这里，张载正确地指出了认识的目的是要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但他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认为先天之“知”髙于后天之“行”，从而走向了神秘主义。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是在主张“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从人的一切知识才能都先天存在于人的心中为出发点，来谈论“知”“行”关系的，他认为“知”不是来源于“行”，相反，“行”则是来源于“知”，“行”由“知”定，“知”能代“行”，“行”是“知”的表现和作用。故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传习录》下）他反对通过“格（推究•考察）物”这种行为去认识客观事物，认为如果通过具体行动去认识具体事物那只是徒劳无益之愚举，只有革除物欲，排斥实践，端正内心，达到“良知”，也就认识了万物。王阳明的知高于行和知能代行的思想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谭嗣同在知行问题上，提出了“贵知不贵行”。他认为，“知”是属于“灵魂之事”，“行”则是属于“体魄之事”，两者较之，“行不及知”。真理性的认诉靠“行”是不能取得的，只有“思之思之，鬼神通之”。在这种“知”髙于“行”的思想指导下，他崇尚“心力”，极力夸大精神的作用，鼓吹“以心挽劫”的唯心史观。

　　

　　同知高于行的看法相反，历史上许多唯物主义思想家主张行高于知。

　　

　　荀子在认识论上，同其自然观一样，对他以前的各派学说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对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了颇有见地的发展。在知行关系上，反对那种知先行后和知高于行的思想，明确指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行之。”(《荀子•效儒》)这里，就包含了“行”髙于“知”的见解。他还说，知识再多，如不.去实行，也等于无用。荀子并不否认“知”，但他更加注重“行”。荀子就是根据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出了“人定胜天”的积极结论。

　　

　　汉末哲学家仲长统也主张行高于知，他说：“知言如不能行，谓之疾，此疾虽有夭医，莫能治也。”（《意林》引）也就是说，只会言说而不注重实行，是难以医治的毛病。

　　

　　明代的王廷相十分强调“行”在认识中作用。他说不于实践处用功，人事上体验”就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有“力行”方能获得“真知”。他举了许多实际生活的例子来说明通过“行”以获得“知”和“行”髙于“知”的思想。他说，要学习划船的技术，只有去实际“经历”，到大风大浪中“力行”方能学到；人们虽知道“越”在南方，但必须亲身到那里去“体验”，方能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否则，就不真切，流于空谈。

　　

　　清代唯物主义者颜元以“习行”作为^认识论的核心，他特别强调“习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反对仅从书本上去获得知识。他比喻说，仅通过读书而“讨来识见议论”，犹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不能解决真实问题。例如要学习音乐，“任读乐谱几百遍，讲问思辩几十层，总不能知”，只有实际去“行”，“搏拊击吹，口歌身舞”，方能知道什么是乐。又说人之为学，心中思想，口中谈论，尽有千百义理，不如身上行一理之为实也”。因此，他主张不论认识什么东西，都必须“亲下手一番”，“习而行之”，如果只是心里明白，嘴上能说，纸上能写，而不通过亲身去行，这种知识也是无用的。只有“行”方能改变客观现实。可见，行高于知的思想，在颜元那里已十分肯切。

　　

　　知难于行与行难于知

　　

　　知行难易说主要是争论知与行谁更容易为主体所把握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古文《尚书》中就已提出，《说命》篇说知之匪（非）艰，行之惟艰”。据说，此话乃殷相傅说劝说武丁不要仅在口头上接受他的意见，而要见之行动。是否如此，姑且不论。但这句话流传下来后，代表一种理论见解，并引起了知行难易问题的争论。

　　

　　宋代程颐提出了“知难行亦难”的主张，他说非惟行难，知亦难也。《书》曰：‘知之非艰，惟行之艰"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艰„”（《遗书•第十八》)并举例说：要去京城，必得要知道走哪条路，出哪个门，然后方能行，否则，行也成了空话。可见，“知亦难也”。

　　

　　朱熹不同意程颐“知难行亦难”之说，进一步发挥了“知易行难”观，说虽要致知，然不可恃，《书》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工夫全在行上”，又说这个事，说只消两日说了，只是功夫难。”(《朱子语类》卷十三）朱熹十分强调“行”的功夫难。他举例说，如不“躬行”，只说说便了，那么，孔子对弟子的教育只消两天就说完，为什么弟子却要跟孔了许多年不离开呢？究其因乃是知易行难也。因此，只要两日讲完的知识，行起来,几年也未必能做好。可见,行之艰难，知之容易。

　　

　　“知易行难”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一个重要命题，乃是一句道德箴言，是与那个时代分不开的，因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所制订的一套等级礼仪和孝、悌、忠、信、节、义等道德原则，虽然是被人们口头传颂和施行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在现实生活中，那种僭越违礼现象时有发生，出现的是一种“礼崩乐坏”的局面，使统治者感觉到道德践履是何等艰难，“知易行难”说是对这一客观现实的反映。

　　

　　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指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人们“心理之大敌”，认为此说“数千年来深入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故予之建设计划……皆为此说所打消也。呜呼！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因为把“行”看得比“知”更难，会造成“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的恶果，会使人们斗志涣散、暮气日增，不利于国民革命。从而提出了“行之非艰，知之惟难”的“知难行易”说，试图振奋人们斗志，以期继续推行革命。他说：“倘能知之，则建国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也”。可见，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的目的是要使人们解放思想，大胆行动，去夺取革命的胜利。由于孙中山把知行的辩证关系割裂开来，重知轻行，在认识论上走向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但是，孙中山的知行观在广度和深度上突破了古代哲学家主要限于道德修养领域的狭溢观点，把它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根本目的还是在于“行”，因而有其重要的意义。

　　

　　从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的哲学家、思想家对认识领域的“知”“行”关系进行过长期的、认真的探讨，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和继承的合理见解，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即使是唯物主义者也不可能提出系统的科学的知行观。

　　

　　《实践论》中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的《实践论》主要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实质上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毛泽东并不以“认识论”来称呼；而用“实践论”这一名称，不仅在于“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m(P282)“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3](P1°9)的哲学著作。同时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实践的注重，充分表明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主体实践的影响。

　　

　　毛泽东早年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就对哲学十分感兴趣，从他早年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伦理学原理〉批注》等著作中便可看出，他对孔子、孟子、墨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顾炎武、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一些著作都认真研读过。特别是明清以来湖南出现了王夫之、魏源、曾国藩、潭嗣同、唐才常、杨昌济等几代重视现实问题，讲求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形成了直面现实政治、重视人生实践的湖湘学风，更使毛泽东深受熏陶。正是这种思想的积淀，使得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纯粹的学理，更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神秘的教条。

　　

　　基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毛泽东把自己的哲学兴奋点直接置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使作为认识论范畴的实践有力地凸显出来，并通过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融贯与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只是教科书式的系统理论，而更应是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现实实践密切相关的思想方法。以致在《实践论》、《矛盾论》两文中，毛泽东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他感到后者“太像哲学教科书”；他甚至认为把《矛盾论》与《实践论》放在一起，“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W(M1)。因此，毛泽东的《实践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赋予了中国语言、中国气派，更主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成了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思维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植根于中国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真正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实践论》的主旨虽然是对哲学认识论进行唯物的辩证的阐述，但整篇文章中却都贯穿了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对认识（知）和实践（行）问题的解决，是始终建立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而奠定了认识论的前提和根本。而古代唯心主义者对“知”“行”问题的讨论，是建立在精神决定物质这一前提下的，即使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没有，亦不可能把“知”“行”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联系起来考察。

　　

　　古代哲学家对“知”“行”的规范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认识与实践也不可同日而语。唯心主义所说的“知”，一般都是指人的精神活动或内心的神秘体验;他们所说的“行”，也是在精神第一性的前提下把“行”归结为纯粹精神或主观的活动。即使是唯物主义所讲的“知”，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认识”亦非同一程度的概念，他们所说的“行”，主要是指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的日常活动，个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经验，而不是指人民群众改变现实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一开头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所以，对“行”也就不能作出科学的规范，从而明确地将“行”（实践）定义为人类“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活动，简言之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做或行动”，阐明了“行”的客观性和能动性，还通过对“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问题的论述，阐明了•“行”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在文章中，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实践的主要特征，而且也初步确定了实践的基本形式。他说人们的社会k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在社会实践的诸形式中，并不是毫无主次之分，轻重之别，所以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

　　

　　我国古代和近代哲学认识领域中的一大缺陷，是对“知”“行”关系不能作出彻底辩证的科学处理，有的“先知以废行”，有的“销行以归知”。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从多层次、多角度对知行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科学论述，一方面主张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指出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和基本的观点”。并且强调“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另一方面又主张理论的能动作用，认识要“为实践服务”，“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必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飞跃”。实践要以理论为指南。文中，还对认识过程的“两种经验”（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个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两个飞跃(实践到认识的飞跃和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两个改造”（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在文章的末尾，毛泽东对认识（知）和实践（行）的关系，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了精辟的科学的总结，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总结，不仅是对中国哲学史上知行观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今天，人类实践巳进入以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全球性交往为特点的新时代，疏理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理论，重温毛泽东的《实践论》，对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无疑是有意义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知行关系的争论存在许多历史的缺陷和不足，如过分注重道德践履和忽视形而上层面的思辨等，但强调主体精神和实践精神则是值得肯定的优秀特色，对冲决封建罗网，呼唤思想解放，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思想蕴含着不竭的源泉。古代哲学家大多是从对社会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关注实际社会人生，讨论较多的是具体的知行关系，形成了一种重行特点和务实风格，有助于我们树立不尚浮华，务实进取，注重实践，变革现实的作风和气派。正如毛泽东所说哲学研究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不能了解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也是我国古代哲学的一大不足，不懂得知（认识）来自行（实践）又指导行（实践），行（实践）产生知（认识）检验知（认识）又接受知(认识）的指导，行（实践）-一知（认识）——再行(再实践）——再知（再认识） 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从而推动认识（知）的不断深化、深刻，使得实践（行）不断拓展、深入。只有毛泽东的《实践论》才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对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认识能力是有帮助的。

　　

　　作者简介：张洪波(1952_),男,安徽宿松人,安庆师范学院法政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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