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人文精神的现代传承

四、国学中的“仁政”观
　　
　　由认识到“民为邦本”论文联盟http://，故走向“以德济民”(《宋书列传第五·刘粹》)的“仁政”或“德治”。“仁政”和“德治”，是诸多国学典籍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仁义者，帝王之宝也。”(《新五代史·冯道传》)“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四年》)“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新语·本行》)“仁政”、“德治”的根本在“爱民”、“利民”。“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爱民。”(《晏子春秋·内篇·问下》)“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古代典籍者一再强调“仁政”，并非出于政治权术的虚伪矫情，而是缘于对历史教训和经验的认识自觉:“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杖仁者霸，杖义者强。”(《新语·辅政》)诸侯争霸的先秦时期，“仁政”尚是各种政治主张中的一种。经过强大的秦王朝任用虐民、害民的暴政而毁于一旦的巨大惨痛教训的警示，汉代统治者将爱民、利民的儒家“仁政”定于一尊，再经过隋炀帝的破坏与唐太宗的进一步巩固，“仁政”成为历代统治者自觉践行的政治理想。北魏道武帝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天下可马上取之，不马上临之。”(《北史》)如果说打天下须用霸力，那么治天下则须用“仁德”，故和平时期，“设刑者不厌轻，为德者不厌重”(《新语·至德》)。打天下时须用“诛无道”的“革命”理论，治天下时须用爱利万民的“仁政”、“德治”学说，必须懂得及时进行攻守转换。周代统治者很英明，所以在《尚书·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政治主张的奇妙结合。秦始皇不明此理，用打天下的一套治天下，故二世而亡。由此可见，古代的“仁政”学说包含着君与民、攻与守相反相成的深刻智慧。今天我们以“和谐”的政治理论取代建国以后的“斗争”理论、“革命”学说，其实包含着对古代政治智慧的深入参究。
　　
　　五、国学中的“法治”观
　　
　　治理天下虽以“仁政”为主，但还必须兼之以“法治”。中国古代虽然是君主专制、皇帝独裁的社会，人治往往大于法治，但并非没有法治。恰恰相反，为了更好地维护君主的家天下，古代思想家还是从相反相成的立场出发，就以法治国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这些思想包括:
　　法治产生的原因和理由。治国虽然“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抱朴子·外篇·用刑》)。人与生俱来地具有自私自利的情欲，这会导致做出一些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坏事，所以必须设立刑法以禁恶。“凡民莫不恶罚畏罪，是以人君严教以示之，明刑罚以致之。”(《管子·版法解》)“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韩非子·有度》)“政宽则民慢……猛则民残……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0年》)因此，“治国有二机:刑、德是也。”(《说苑·政理》)“夫威德者，相须而济者也。故独任威刑而无惠，则民不乐生：独任德惠而无威刑，则民不畏死。……有国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济者乎?”(《傅子·治体》)
　　治国虽主仁威并施、德刑兼顾，但在二者关系中，又应坚持德主刑辅、先仁后法:“夫至于刑者，则非王者之所贵也，是以圣王先德教而后刑罚……尚其德而希其刑。”(《说苑·政理》)“圣人甚尊德礼而卑刑罚。”(《潜夫论·德化》)“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评善恶之源，剪乱诛暴，禁人为非者也。……上有道，刑之而无刑：上无道，杀之而不胜也。”(《宋史·刑法志》)将这个思想贯彻到法律的执行中，就是以仁施法:“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新书·大政》)本着仁道情怀，为了避免“无罪而见诛”的错杀，宁可对存疑之罪免予刑罚：这有可能使一些“有罪”者免于一死，但却可以确保不错杀“无辜”，对逃脱死刑的罪犯也可起到令“不肖得改”的法律效果，这就叫“疑罪从去”。立法的本意应是“抑暴扶弱”、“便安百姓”，而不是蒙蔽百姓，坑害百姓：因此，应加强道德教化，明确刑法所禁，立足防患于未然：法令律条应要而不烦，以使人们“难犯而易避”：量刑时应以宽大为主，避免错杀无辜，反对为防止漏罚而重判严打(《汉书·刑法志》)这里，最值得防止的是以法为名罔民坑民，执法太苛:“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乃以防奸恶而救祸败，检淫邪而内正道尔。”(《潜夫论·德化》)“释法任情……专任刑名，民不聊生。”(《傅子·释法》)而执法太苛往往缘于执法者的私利，因此反对以法谋私十分重要:“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非憎人欲杀之，利在于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也。”(《汉书·刑法志》汉元帝诏)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司法公正问题。执法者也有私利，这不仅会导致司法不公，而且会导致法律形同虚设，使国家的“法制”不能落实为实际的“法治”:“所谓亡国，非无君也，无法也。变法者，非无法也，有法者而不用，与无法等。……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执下，释之而不用，是犹无辔衔而驰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淮南子·主术训》)甚至导致执法者犯法，以及监督执法者是否贪赃枉法的检察官的知法犯法。《商君书·禁使》最早涉及这个问题:“夫置丞立监者，且以禁人之为利也：而丞、监亦欲为利，则何以相禁?”而且下级官员犯法往往导源于更高级别的上级官员徇私枉法。“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八)
　　因此，设立一部好的法律不仅对于防止百姓作恶很重要，而且对防止执法者犯法也很重要。黄宗羲把不好的法律叫做“非法之法”，好的法律叫做“治法”，好的官员叫做“治人”，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相反，如果有一部好的法律，“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明夷待访录·原法》)。相关的思想其实早已在《商君书》有所揭示:“别其势，难其道，故曰: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故先王贵势。”《淮南子》甚至指出:法不仅是用来“禁民使不得自恣”的，也是用来“禁君使无擅断”的，在法律面前，不仅官民平等，而且君民平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淮南子·主术训》)
　　古代法治思想甚至提出了立法者的私利动机问题。《说苑·政理》记载:“武王问于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何也?太公曰:为国而数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为法者也。故令出而乱，乱则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更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指出:“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
　　
　　六、国学中的“富民”说
　　
　　“富民”是古代“仁政”理想的必然要求，也是古代“德治”建设的物质基础。它出于维持人的生命存在、满足人的生物属性的需要。《管子》首先提出“富民”命题:“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汉代王符《潜夫论》加以申述:“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富民乃可教。”明人王廷相《慎言》指出:“天下顺治在民富。”“民富”是“国富”的基础，但“国富”并不等于“民富”。因此清代唐甄《潜书》特别强调:“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山丘，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顾炎武《日知录》明确要求:“利不在官而在民。”在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生活资料中，粮食最为重要。“民之大命，谷米也。”“生民之道，食为大。”(李觏《富国策》)合理理财，让财生财、利生利也十分关键:“财者，治国安民之本也。”(《汉书·食货志》)

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无产阶级”为荣的年代，我们的国家曾发生过谈“富”色变，“宁要无产阶级的‘草’、不要资产阶级的‘苗’”，片面积累集体和国家财富、人民群众收入水平连续几十年停滞不前的荒诞现象。直到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终端提出来，才结束了这种可笑局面，“为国必先富民”这样的常识也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落地生根。不过，在全民共同富裕后，劳动人民就变成了“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人民当家作主”也就不能叫“无产阶级专政”，而应当叫“资产阶级专政”。如果我们仍对“资产阶级”心怀余悸，那么，至少得改称“劳动人民专政”才合适。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改称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其实就有意冲淡了执政主体的“无产”色彩，而顾及执政主体在改革开放后通过合法途径勤劳致富的“有产”现实。
　　
　　七、国学中的“自由”观
　　
　　这里的“自由”主要指思想的自由表达。
　　“心之官则思。”思想的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言论自由则是思想自由的直接外化。“仁政”将赢得“民心”作为立国之本，就不能不倾听真实的“民意”和自由的“心声”。
　　中国古代远在上古，人民是有表达意志的自由的。相传尧舜时立“谤木”(又称“诽谤木”、“华表木”)于路，立“谏鼓”于庭，让人们在谤木上写意见，击谏鼓以进言④。周代朝廷外设红色的“肺石”，平民百姓可以站在石上控诉地方官吏⑤：又设采诗官制度，采民诗以观民风和政治得失。汉代设谏议大夫，唐代设拾遗补阙，专门负责提意见。后来历朝历代，都有言官进言制度，尽管在皇权独裁体制下有时形同虚设。
　　人民的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尽管听起来很难受，却是有助于调整政治方针、纠正政治过失、巩固政治地位的良药。《左传·襄公三—年》记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国语·周语》中载执政官邵公向惩罚人们自由议论的周厉王进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清初顾炎武从政治的过失方面论证人民自由议论的权利:“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日知录》卷一九《直言》)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状况来看，周代实施的是天子权力比较分散、诸侯权力相对独立的分封制(即封建制)，天子权力的下移和诸侯权力的多元给人们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最典型的表征就是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的涌现。⑥享受这种诸侯分权福荫乘机崛起的秦始皇为了防止诸侯再步自己的后尘，便彻底取缔了分封制，建立了皇帝集权的郡县制。后来秦朝虽然由于实施暴政而灭亡了，但他建立的皇权独裁体制则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主要形态延续下来，安抚、笼络侯王的封建制不过是偶尔的点缀，而且必须以不妨碍皇权专制为前提。在汉唐时期，皇权专制的弹性还给人民的思想言论留下了一些自由空间。自宋代以后，皇帝集权不断加强，连相权也被削弱，政治的弹性愈益萎弱，思想的自由空间愈益逼昃，以言论治罪者代不绝书，不过，即便在实施思想固的清朝，仍设专事进谏的言官，而且《大清律》规定:不杀言官。今天，我们在以现代“自由”精神批判古代皇权专制的时候，千万不可无视先秦封建时期思想界的自由传统：也不应忘记皇权专制的开明时代臣民拥有的
　　一定程度的自由表达空间。
　　
　　八、国学中的“和谐”观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子路》)和谐安定是古代礼治追求的最高理想。“和谐”不是思想定于一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而是不同思想、意见的多声部和合。孔子把它界定为“和而不同”。并指出:是“和而不同”还是“同而不和”，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分野(《论语·学而》)。《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晏子对齐王解释“和”的要义:臣民对君主的“和”是“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而不是事事处处都附和君主的意见，与君主保持同一。在自然界中，“物一无文，声一无听”，“味之若一，谁能食之”?同理，社会不是由一个人构成的，政治也不是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圣聪再明，必有不周：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和谐的政治、安定的社会必须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从而集思广益，作出更加英明、有效的决策。现代人文关于“自由”的定义是:我可以不赞成别人的意见，但我必须尊重别人发表或坚持不同意见的权利。易言之即不同的意见和合相处、和谐共存。古代的“和而不同”说与此是相通的。
　　
　　九、国学中的人权观
　　
　　这里的“人权”主要指人的生存权和维护生存权的“革命”权。现代民主社会的宪法赋予人民在自己的生命权、生存权受到严重压迫、侵犯时有推翻压迫者的“革命”权。“革命”的法理在此，“革命”的合法性在此。17世纪英国的洛克提出“革命的人权”概念。法国的人权宣言规定，“人权”包括“对压迫的反抗”。值得指出的是，类似的思想，《尚书》、《易传》、《孟子》、《国语》早已明确涉及。商汤王、周武王原是夏桀、商纣的臣子，因为夏桀、商纣残暴无道，民不聊生，于是他们会集义师，用武装革命推翻了夏、商的统治。臣伐君，本来是大逆不道的事，但因属于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所以便取得了合法性和正义性。所以《易传》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明确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尽心下》)当时齐宣王从维护自己的君权出发诘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的回答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矣，未闻‘弑君’矣。”(《孟子·梁惠王》)当国君沦为“独夫民贼”时，臣民杀君就叫“诛独夫民贼”，责任不在臣民，而在君自身。现代宪政专家罗隆基在《论人权》中高度肯定孟子的“诛独夫”思想:“孟子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这就是承认革命权的先例。”由此，晋大夫里革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命题:“臣杀其君，君之过也。”《国语·鲁语》记载说:“晋人杀厉公，边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杀其君，谁之过也?’大夫莫对。里革曰:‘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民旁有慝无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临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专，则不能使。至于殄灭而莫之恤也，将安用之?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泽也，行而从之，美恶皆君之由，民何能为焉?’”里革所言，的确是非常尖锐深刻的为臣民的“革命”权张目的论断。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拿革命的人权来拥护自由平等这些人权的近例”(罗隆基《论人权》)。20世纪上叶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武装斗争，也是高举“诛独夫民贼”旗帜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一切的人权，都可以被人侵略，被人蹂躏，被人剥夺，只有革命的人权是永远在人民手里。这自然是人民最后的生机。”(罗隆基《论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