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南宋时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各种思想观念互相激荡，共同促成当时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其间，影响深远而又引起时人与后人高度关注的无疑是道学与反道学之争（1）。

一、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在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局面上均有极生动的体现。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人同朱熹理学思想的斗争。

薛季宣（1134一1173年）有鉴于“自附于道学者”空谈性命而“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事”，故其教人专重“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行，足以开物成务”（2），并由此而成其“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3）的学问。他针对道学家“言道而不及物”的认识方法，明述其“道不离器”的观点，说：“曰道曰器，”（4）又以此为基础，强调为学要切于实务，“学以致用”，教导学者“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5）。这种与道学相异趣的思想，到其高足陈傅良（1137一1203年）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志在经世的陈傅良，不仅继续推展其师之学，而且更深研“治体”，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着要求改革当世弊政的独到见解，叶适曾称其“既深究治体，故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君臣庶民并询选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为荷负之，华茶润色之而已也。”（6）。薛季宣、陈傅良的注重实行实事实功实利的学术思想，素“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7）。朱熹及其门人同他们学术理论上的差异、分歧及由此而展开的一些思想论争，无疑为南宋儒学史上的一项颇有意义的事件。

陈亮（1143一1194年）力主“皇帝王霸之学”，亦重功利、讲事功、倡实利，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8）哲学、伦理学上，他尽管认为“高卑大小”“各有分也”，但更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衣食室庐门户皆非外物，“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缺，是举吾身而有缺也”；声色实味安佚皆“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四肢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9）因而，他以其力主的“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的思想来反对朱熹为代君的道学家所鼓倡的“存天理，去人欲”说，并旗帜鲜明地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10）的主张。陈亮的这种学术思想自然为朱熹所反对，朱、陈之间曾围绕着王霸疫疠问题展开过激烈论辩。朱熹依其“道统”说而以天理、人欲论析历史，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所以能承继“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王道内本天理，即其“惟有天理而无人欲”；三代之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无一念不出于人欲”（11），遂使道统暗而不彰。陈亮对朱熹此论予以明确反对，他说：近世诸如（即道学者流）“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驾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他认为，王道、霸道本未必截然对立，前者完全可以通过后者来实现，如汉之刘邦、唐之李世民之事功，虽“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12），而行“王道”的三代亦有“霸者”之行，如启之胜有扈氏、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而有天下等等。同样，“义”、“利”非根本对立。“利”乃“生民之利”，本于人心，为“生民”之自然需要，正体现了“义”；或者说，“人欲”正是“天理”的体现。他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针对朱熹所谓汉、唐之君“无一念不处于人欲”之说，提出应“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 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13），即从汉（高祖）、唐（太宗）之“真心”看，“一念不在斯民”，是以岂非三代之“天理”体现？所以，同朱熹不一样，陈亮竭力主张的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朱、陈之间的这种观念歧异，还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问题的看法上。朱熹曾希望陈亮“绌于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14），而陈亮则对之不以为然，认为儒者理应以天下为己任，“穷天地造化之道”（15），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故其自谓：“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16）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往返十余通书县，展开激烈论争，各自均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然终未获得一致，故叶适总结性地说：“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17）

叶适（1150一1223年）对道学批判甚烈。他斥责道学家高扬的（子）思孟（轲）学统实际背离了周（公）孔（子）之道，谓：

古之言道者，以道为止；后之言道者，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18）

他指出道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 失次，以今疑古，以后推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19）而实际上，“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道学家者流却“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20）道学家自称承接子思、孟轲“千载不传之学”，傲然以所谓“道统”传人自居，并据之排斥一切异己的学派。叶适对之更深改不满，指出：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21）

叶适继陈傅良、陈亮之后，进一步力倡理欲统一、义理统一之论，并以此为据同道学展开多方面的思想论争。始其批评道学家鼓吹“存理去欲”实际是“抑情以徇伪”，只会使“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22）。又针对道学家将义、利根杰对置，言义而不及利的做法，明谓就利去害之心乃为“众人之同心”，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23）。“《诗》、《书》所谓稽古先民者，皆恭俭敬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义。”（24）他又用这种思想来批评董仲舒及发挥董氏之说的道学家（25），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皆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皆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26）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上展开的直学与反道学之争，绝不仅反限于上述诸端，其内容亦绝非有上述这些，但仅就以上概略性的描述而言，这种学术上的论争不仅有助于推进论争诸方各自学术思想的升华性发展，而且能够对当时整个学术思想繁盛性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事实上，道学与反道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均能在南宋时期获得重大发展，南宋所以会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不正由于有着百家共兴并相互间展开激烈的论争吗？

二、非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同上述纯学术思想层面上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完全不同格调的，是在非学术思想层面上屡屡兴起的、虽无学术意义却对学术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政冶运动。这些政冶运动尽管也已反道学为内容，但实际所反映的只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

首先是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抗争及由之而引发起的政治局面上的反道学事件。唐仲友（1135一1187年）倡经制之学，学术思想上同陈亮、叶适“最为同调”，而与朱熹为代表的道学相异趣。这本是极自然的学术观念上的歧异，二者由此歧异而展开一定的思想论争亦应为自然、正常之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因宰相王淮之荐，就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职务，巡视浙东，次年行部台州，遂据台州人告发而向朝廷六次上章弹劾原台州知州唐仲友（时已改任江西提刑，然尚未赴任），由此引发二人之间的激烈奏论，终以仲友罢归、朱熹奉祠到武夷山居住告结。其间，唐、朱之间的是非曲折，如唐仲友是否确如台州人所告发而朱熹又信以为据的那样贪赃枉法？朱熹在接到告发后居然以六次上奏的激烈形式予以弹劾，这是否表明朱熹确曾经过认真调查证实，抑或并非如此，而是因了学术观念上的歧异引发出来的意气用事？朱、唐二人在相互激烈的奏论过程中，是否都多少受到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暇详论，加以年代久远，书缺有间，亦已难以详作辨析。（27）我们关注的焦点，乃是因此事而引起的一系列“震动”：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泄盗名，不宜信用。”接着，御史陈贾在面对时又进而论“道学”之陋习道：“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控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裨于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这类主要针对朱熹的攻诋道学之言论为孝宗“从之”。（28）其后，虽有尤袤进言，为道学辨护，希望朝廷“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勿以“道学”为伪，更不能以之罪人，但孝宗以“真伪相乱”为由而不纳其言。（29）于是，一场以道学为伪且为罪，并以之整肃学人的政冶风波便勃然而起，甚至一些在学术思想上始终持守反道学立场、观念颇为纯正的学者也受到“道学”株连，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初，陈亮被捕入狱，即因“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而事实上，陈亮之人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本非闭眉合眼，朦疃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30）

淳熙十五年（1188年），又发生了一起以“道学”为罪名而弹劲朱熹的事件。兵部侍郎林粟与朱熹讨论《周易》及张载的《西铭》，并曾将其所著《易解》寄给朱熹以询意见，但双方意多不合，朱熹更批评林氏《易解》“大纲领处有可疑者”，遂引起林粟忌恨，甚至以扣政治帽子的方式刻奏朱熹：

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论，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列朝，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诫！（31）

这种挟嫌报复，以至“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的做法，自然引起正直士人的反感和忧虑，如时为太常博士的叶适见到林粟上疏后，即作《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指出：“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然而，积习已成，风波难止，从政治局面上以“道学”为罪而打击异己、迫害士人的事端时有发生，到光宗朝竟出现了“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32）的非常态现象。这显然已绝非是单纯的反道学问题，更无任向学术意义可言了。

如此演化到庆元年间，终于发展至最为恶劣的地步。如庆元二年（1196年），刘德秀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末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胡 斥曰：“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诉毁圣德，几至大乱。”郜褒然亦谓：“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宁宗深为此种舆论所动，乃下诏曰：“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即不准许那些被目为“伪学”的人士在朝为官，道学家以至并不主张道学的儒家学者遂在“伪学”的罪名下纷纷遭受沉重打击，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领城。其后不久，这种从政治上打击迫害道学的行径再次升级，道学终由“伪学”而被斥为“逆党”。庆元三年（1197年）闰六月，草惜大夫刘三杰陛见时以十分激昂的语调论道：

今日之忧有二：有边境之忧，有伪学之忧。边境之忧，有大臣以任其责，臣未敢轻论。若夫伪学之忧，姑未论其远，请以三十余年以来而论之：其始有张栻者谈性理之学，言一出口，虚枯吹生，人争趋之，可以获利，栻虽欲为义，而学之者已为利矣。又有朱熹者，专于为利，借《大学》、《中庸》以文其奸而行其计，下一拜则以为颜（回）、闵（子骞），得一语即为孔、孟，获利愈广，而肆无忌惮，然犹未有在上有势者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为右相，欲与左丞相王准相倾而夺之柄，知此曹敢为无顾忌大言而能变乱黑白也，遂诱而置之朝列，卒藉其力倾去王准，而此曹益得志矣。其后留正之来，虽明知此曹之非，顾势已成，无可奈何，反藉其党与心腹。至赵汝愚则素怀不轨之心，非此曹莫与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其为鹰犬以觊悻非望，故或驾姗笑君父之说于邻国，或为三女一鱼之符以惑众庶，扇妖造怪，不可胜数。盖前日为伪学，至此变而为逆党矣！（33）

这样一种全面而又残酷训寸学皆的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时，不仅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34），其弟子中以至有人“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且，“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35）至于监司、帅守荐举改官，须在奏牍前声言此为“非伪学之人”；而科举时，应试者亦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36）更成为普遍现象。这种使学者普遍受到迫害，令士人个个自危的行径，自然同学术思想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本质区别。它丝毫无益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只会造成从学术领域到政治领城万马齐喑的局面。南宋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正是随着“庆元党禁”之兴而告终结的吗？

三、历史的启迪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层面所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交相选起，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纷纭繁复的状况。拨开那层层迷雾，对之进行科学阐述后，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诸种学术流派并行于世，且相互间不断展开思想交锋、理论争鸣，这是南宋时期学术文化呈繁荣发展之势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纯学术层面上思想论争的过程中，学者们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如陈亮虽与道学有较深的思想理论分歧，对朱熹理学更多有批评，但他敬佩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光大儒道”（37），又称朱熹为“人中之龙”（38），并将朱熹、张栻、吕祖谦推许为“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39）；朱熹也盛赞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40）。朱、陈二人在进行王霸义利之辨时，虽都各自坚持自己的思想，并对对方的思想理论有着严重批评指责，但他们不仅在私交上始终保持着正常情谊，时时互致问候，而且更能以平和的心态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学术建树。当遭遇到非学术层面的恶意攻击时，他们还能互相声援，如“台州案”兴，朱熹既同唐仲友相互奏论，还要遭受着林粟等人的诉毁攻击，而陈亮却能不避嫌疑地致函朱熹，声言道：“台州一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人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事，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41）极大地表现出对朱熹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种学术思想论争中形成的良好风尚，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真正学者风范和人格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还可启悟到，非学术的政治层面上反道学（以至反对整个思想文化）的运动屡屡兴起，虽亦有其所兴起的种种原因，但无论如何，以某种学术（如道学）为罪陷害、打击、压制学者文士，这乃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特有表现。其结果只会扼杀种种富有生气的学术思想，残害富有远见卓识的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家以至一般知识者，从而对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严重的桎梏作用。“庆元党禁”使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同样也应为我们引以为戒，永远记取之。

［注释］

（1）南宋时期，道学内部亦有种种思想论争，以至形成学派之间的相互对抗，其中最著名者当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之间的抗衡。

（2）《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3）同上，全祖望《艮斋学案序录》。

（4）《浪语集》卷二十三《答陈同甫书》。

（5）上书卷二十五《答象先（薛叔似）侄书》。

（6）《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7）《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8）上书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9）《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0）上书卷二十八《与朱元晦书》。

（11）《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12）《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3）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乙已春书之二》。

（14）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5）同上《问答下》，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6）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7）《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18）上书卷十四。

（19）上书卷五。

（20）上书卷四十九。

（21）上书卷工十七。

（22）《习学记言序目》卷七。

（23）《水心别集》卷三。

（24）《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25）在义、利之辨上，道学家实际是董仲舒“正谊（义）明道”论的发挥者。如朱熹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又说：“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需恩量第二者。……不要做这一边，又恩量那一边。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26）全祖望在《唐说斋文粹钞序》中，既指出唐仲友确有“不能粒束子弟，固无以自解于君子”之处，又说“弹文事状多端”，“或有可原者”，至少仲友被逐后，“杜门著书以老，则其人非求富贵者”。（《见《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此堪称史家公允之论。

（27）《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28）《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八。

（29）《陈亮集》卷二十八。

（30）《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31）《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二。

（32）上书卷一五四。

（33）“庆元党禁”虽在做法上仿“元祐党禁”，但二者实有显著不同，正如今人余嘉锡氏所说：“庆元之党祸，与元祐时事迥异。元祐党与熙丰党争，起于诸君子之攻王安石；而庆元之党，起与韩佗胄之挤赵汝愚。安石与佗胄，人品相去天渊，不可以并论。且元祐所争者国事，特诸君子务反熙丰之政，操之已蹙，遂互为消长。迨辛淳、蔡京之徒进用，而祸遂中于国家。至于佗胄之与庆元党人，未无深仇积怨，直因不得节钺，以赏薄怨望汝愚。因朱子为汝愚所引，忌其名高，故先去之。又因当时人心愤愤不平，遂以叛逆坐汝愚、以伪学诬朱子，为一网打尽计。……元祐之时，有蜀党、洛党、朔党之目，君子与君子争，庆元之党无是也。独其先朱子尝劾唐仲友，又为林栗所劾耳。然仲友、栗固不在党籍中，即攻伪学之人，亦无一为二人之徒党者。此自截然各为一事。朱子与陆九渊、陈傅良辈讲学虽亦不合，然仍以朋友相终始，未尝如蜀、洛之相攻，有何瑕隙，为小人之所乘乎？”（《四库提要辨证》卷六）

（3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

（35）《宋史·朱熹传》。

（36）《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

（37）《陈亮集》卷二十三《伊洛正源书序》。

（38）上书卷二十七《与林和叔侍郎》。

（39）上书卷二十八《与张定叟待郎》。

（40）《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41）《陈亮集》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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