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而极盛于南宋的易学“涪陵学派”，具有悠久的理学传统、庞大的学术队伍、强烈的爱国感情以及浓厚的地域特色等特点。该学派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的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涪陵学派；程颐；谯定；易学；程朱理学
on the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sof the school of fuling of the yi learning
abstract: forming at the turn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and reaching its prime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school of fuling of the yi learning enjoys an age-old idealist confucian tradition, owns a large contingent of scholars, fervent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loc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chool exerted a succeeding and spreading function for cheng yi and zhu xi's idealist neo-confucianism formed in the late chinese feudal society, and had an extremely far-reaching influence upon the culture and education of sichuan province, especially, the area around fuling.
key words: the school of fuling; cheng yi; qiao ding; yi learning; cheng and zhu’s neo-confucianism
有宋一代，学说纷争，学派繁兴，他们或推寻宇宙之真理，或探索人生之究竟。在众多学派中，或以代表人物之所在州县命名，如“洛学”、“蜀学“、“关学”、“婺学”、“闽学”等，或以学派创始人姓氏命名，如“吕学”、“朱学”、“陆学”等。而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谯定首创的学术派别，时人称“谯学”或“涪学”（即“涪陵学派”），今人称为“洛学的涪陵学派”［１］或“涪陵学派”。笔者试图在文中探讨易学“涪陵学派”的形成、特点与深远影响，以就正于方家。
一 、“涪陵学派”的形成
“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古近古的转换期，其承前启后的地位与顾往盼来的姿态，又显示出深泓的涵量与迷人的魅力。论学术，向以汉宋并称；论文学，则唐宋并举；论学术，又宋元同列；科学技术的发展，宋代更是超前蔽后。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繁荣发达面积最广、程度最高的时代。”［２］（第1页）之所以能凸现这样一时代 ，必然与学术的空前繁荣 、学派的林林总总关系密切。“涪陵学派”形成于两宋交替时代 ，极盛于南宋。其形成当有其特殊的背景及原因。
政治之影响，是“涪陵学派”得以发生之外缘。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之后，奖励儒学，曾对其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由是臣庶始贵文学。［３］（第7页）太宗年间（976—997），令史官撰《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巨著（集）以及求天下古籍等举措，使无数士人认识到学术之重要。仁宗庆历四年（1044），又诏令天下州县立学。“由是学校之设遍天下”（《文献通考·学校考七》）。学校之兴，书院林立，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在科举考试方面，真宗时“提倡尊孔崇儒，并规定科举考试要考儒学经典，由是儒术得以复兴。”［４］ （第211页）至仁宗时，宋郊等人又上奏曰：“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式，则宏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宋史·选举志》）由此，一代学术，迅猛勃兴。此乃“涪陵学派”形成的政治背景。
程颐贬涪州，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导因。据《宋史·道学传》程颐本传载：“绍圣中，削籍窜涪州。”［５］ （第1442页）绍圣四年（1097）二月，诏追毁其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同年十一月，程颐被遣送四川涪州编管，由地方官管制，遂失去了居住的自由。《同治重修涪州志》载：“渡江老殳，涪陵人。伊川先生谪涪，渡江，中流，舟濒覆，人皆哭，伊川独正襟危坐如常。及岸，老殳问曰：‘当船危时，君正坐，色甚壮，何也？’伊川曰：‘心存诚敬耳。’老殳曰：‘心存诚敬，固善，然不若无心。’伊川欲与之言，而老殳径去。”［６］（第572页）程颐到涪州，对自己的心态稍作调适后，于次年（1098）便在被管制的艰苦环境中，在北岩普净禅院辟堂讲学，潜心“点易”，并于元符二年（1099）正月，撰成《周易程氏传》，作有《易序》。可以说，程颐是“易从伊洛入涪来”（李廷龙《登北岩》）的关键人物，也是“涪陵学派”形成的启蒙人物。涪陵学者谯定就是在其学术威名影响下，决定从程颐学《易》经，并深得伊川洛学之精髓，后自成“涪学”或“谯学”。故“涪人祠颐于北岩”［５］（第1442页）。所以 ，今人有言：“宦海折戟，偏安涪陵，这是程颐的不幸，却是涪陵的大幸。”［７］
涪陵学者谯定从颐学《易》并首创门派，是“涪陵学派”形成之关键。据《宋史·隐逸传》本传载：“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后学《易》于郭曩氏（北宋南平人，今重庆綦江人——笔者注）。……定一日至汴，闻伊川程颐讲道于洛，洁衣往见，弃其学而学焉。”谯定学成之后，“浩然而归”。“其后颐贬涪……北山有岩，师友游泳（咏）其中。”［５］ （第1524页）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十九“艺文志”载，谯定曾“从伊川先生于汴。伊川贬涪，欲与同修易书。”［８］从以上引文可见，谯定两度从伊川。今人马培汶先生说：“程颐对易学的许多精妙理解，都被谯定学习、继承和借鉴，谯定从而成为‘洛学’入蜀的关键传人。”［９］而洛学入蜀的“重要场所是涪陵北岩的普净院”（即后来的北岩书院）。
“涪陵学派”既是一个学派，学术成员就并非三五人。笔者以为：从谯定上承程颐，下启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的发展进程看，“涪陵学派”应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土著涪陵人，主要有“涪陵学派”的创始人谯定以及“贤而有守之士”［８］（《人物志》）崔彦直及谯定的三传弟子 渊（南宋后期曾执掌涪州北岩书院达20余年），他们是该学派之领袖；二是谯氏门人，据《宋史》本传载：“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定之余意者也。”［５］ （第1524页）除这几个关门弟子外，朱熹、陆游等为谯定的再传弟子（见下图）。他们是“涪陵学派”之中坚和骨干；三是流寓涪州之理学家，如罗从彦、尹焞、朱熹等，他们有的是谯定的同门师兄（弟），有的是谯定的再传弟子，他们在涪陵或探讨理学、研习《易》经，或定居北岩，聚徒讲学。尹焞、朱熹在涪州皆有题壁诗。尹焞《偶感贴壁》诗云：“少蒙师教指迷津，老读义经味入神。无限青山随意好，强来骑马踏红尘。”朱熹《北岩题壁》诗云：“渺然方寸神明舍，天下经纶具此中。每向狂澜观不足，正如有本出无穷。”［８］ (《艺文志》)他们是 “涪陵学派”的重要成员，对学派的形成起推动作用。笔者现根据《宋元学案》理出“涪陵学派”之学统渊源及学术传承关系图：
(从略)
二 “涪陵学派”的特点
据《宋史》谯定本传载：程颐回洛阳后，一日，“袁滋入洛问易于颐，颐曰：‘易学在蜀耳！盍往求之？’”［５］（第1524页）就连程颐都不得不承认“易学在蜀”的事实。这究竟是因为谯定“得闻精义，造诣愈至”［5］（第1524页）之因，抑或是“涪陵学派”已然具备自身特点呢？笔者以为，这是因为以谯定为首的“涪陵学派”已具雏形，并独具特色。综观南宋之“涪陵学派”，其特点如下：
（一）悠久的理学传统。宋代的理学以程颐和朱熹为代表人物，南宋至今，人称“程朱理学”。在程颐（1033—1107）与朱熹（1130—1200）相间的百年岁月中，涪陵本土学者谯定（生卒年不详，只知“年百三十岁不知所终”）却在中间起一个过渡与承传作用。谯氏上宗程颐理学，下授刘勉之、胡宪，再由刘、胡二人将理学授与朱熹。谯定及涪陵学派之功绩不仅在于“洛学”入蜀，更在于让“涪学”出蜀，由西南至江南，尔后至全国。并在南宋后期至前清的六七百年中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儒学正统。故八百年前（1208）的涪州牧范仲武在程颐塑像两侧撰写对联云：“洛水溯渊源诚意正心一代师宗推北宋；涪江流薮泽承先启后千秋俎豆焕西川。”［10］（第1407页）毫无疑问，对联已阐明其传承关系。谯氏的理学思想就是通过其弟子及再传、三传弟子们扩展开去 ，“使程颐、谯定在涪陵开创的理学研究得以发扬光大 ”［9］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谯定弟子刘勉之的学术思想对其女婿朱熹有重大影响，《宋史·刘勉之传》有言：“熹之得道，自勉之始。”
（二）庞大的学术队伍。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言：“后以《易》学授刘白水勉之、胡籍溪宪，而冯时行、张行成则得先生之余意者也。”［11］ （第1079页）谯氏“门人和再传弟子有二百人以上”［12］。“谯氏三传”弟子则更多，仅朱熹、吕祖谦、张栻三人的弟子就达数百人之众。可见，谯定的二传、三传弟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队伍，特别是朱熹及其学生更是一个有势力的学派。仅举一例可证：“在庆元年间，其（朱熹）政敌就已担心在朱熹死后四方来会葬的将达千人，议论时政，褒贬人物，可能掀起一场政治运动，故请政府下令禁止。”［13］ （第424页）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宋元学案》100个学案中，谯氏门人及再传、三传弟子涉及的学案多达35个，占三分之一强。故王梓材说，谯定“先生固程门一大宗也”［11］ （第1079页）。从“蜀人敬礼，不敢名，称之曰‘谯夫子’”中可见谯定在南宋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三）强烈的爱国感情。谯定在政治上一直是主战抗金，反对朝廷一味妥协退让。他还告诫其弟子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在他的教诲下，谯氏门人多为主张抗金之名将，其中，尤以冯时行、张浚为最。绍兴八年（1138），当秦桧主张与金人议和时，冯时行出于爱国忠心，直言上奏皇上：“金人议和，何足深信？”后虽被宋高宗斥为“杯羹之语，朕不忍闻！”并因此逐出京师“知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但冯氏忠义报国之情时人称羡！冯时行的人生宗旨为：“上无负于明天子，下无负于贤方伯，幽无负于鬼神，明无负于庶民。”［14］ （第45页）谯氏另一弟子张浚，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官至丞相，也是南宋著名的爱国名将。他曾面对金人的虎视眈眈，上奏朝廷：“当今事势，譬如养成大疽于头目心腹之间，不决不止。”他因此触怒秦桧，被贬至永州。“先生去国几二十载，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11］ （第1417页）难怪宋高宗视他为“一飞冲天”的“羽翼”，宋孝宗把他当作“不容摇夺”的“长城”。史家评论张浚曰：“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不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谯氏的再传弟子陆游更是一位“本意灭虏收河山”（陆游诗句）的爱国诗人和政治活动家，一生之中曾因力主抗战屡被罢官，直至晚年罢官回山阴故土之后，报国之情始终不渝。临终前还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句《示儿》诗。仅此数例可见，“涪陵学派”具备爱国家爱民族的宝贵传统，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或“职所当为者，悉明目张胆言之”［15］（《艺文志》，第640页），或挺身而出，为国捐躯。
（四）浓厚的地域特色。涪州人素有“人多憨勇……其人性质直”［16］ （第83—84页）之特征。“涪陵学派”之成员大多如此。《宋史》本传载：谯定面对“崇政殿说书”之职，能“以论不合”之故而辞去；面对他人与其衣食能“不受”，能“委金而去”、“袖而归之”，其“自立之操”何等高洁！［5］ （第1524页）谯定“为人高风亮节，公正廉洁”，故蜀人称为谯夫子。涪州另一理学家崔彦直也是“贤而有守之士”（《直斋书录》中黄山谷语）。谯氏门人冯时行出知万州（今重庆市万州区）时，倍受百姓爱戴，称他为勤政爱民的“三巴贤守”。谯氏另一门人胡宪，平生淡泊功名利禄，好隐于山林，胡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5］ （第1524页）可见，谯氏本人及其众多弟子都能“恪守儒家贫贱不移的立身情操 ”。谯定重视培养地方学者，在谯氏门人中，有三个为蜀中人，其中冯时行是恭州乐碛（今重庆市璧山）人，张浚为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张行成为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人。在其再传弟子中，张栻、魏了翁等也是蜀中人。“到南宋初，蜀中理学逐渐发达，形成风气，日益成为蜀中学术的主流”，并“涌现出不少理学大师，撰写大量理学著作……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地位。”［17］ （第323页）这无疑与谯定重视培育地方学者是分不开的。
三、“涪陵学派”的深远影响
“涪陵学派”声名殆尽，不闻于世也久矣。究其原因，这与谯定有密切关系：首先是他与时政不合。靖康初年，因吕好问所荐，“钦宗召为崇政殿说书，以论不合，辞不就。”后来“许翰荐于朝，授通直郎”［8］（《艺文志》），至汴梁，适逢金兵大至，流落归蜀。后来虽有出仕愿望，但终因未能就职，无任何政绩可言，加之隐居四川青城山，世人皆以为与统治者不合，也为正统观念之不容。因此，在封建时代，统治者及后学者自然不愿宣传“道学化”的“涪学”。其次是他无著作传世。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艺文志》载，谯定曾撰有《谯子易传》，但早已失传。“涪陵学派”的领袖谯定虽“师事程颐，遂得理学精义”，而为政之道、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及人性修养等观点与主张，使后学者无所本，故随着时间推移，“涪学”逐渐杳无声息。
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一个理学家，谯定声名虽不太显著（就连《宋明理学史》都未能提及，很多理学辞典也未立传），但他却是理学从程颐的“洛学”发展到朱熹“闽学”的一个重要的过渡和承传人物。“定《易》学得之程颐，授之胡宪、刘勉之”等，胡宪、刘勉之又授之朱熹。朱熹受学于胡宪“为最久”（《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绍道统，主人极，为万世宗师”（黄榦语），其“思想经过统治阶级推崇宣扬，成为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以至日本等海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8］ （第191页）。程朱理学能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涪陵学派”特别是谯定功不可没。客观地讲，谯定及“涪陵学派”在整个程朱理学的形成过程中至少起了一个承传作用。如果没有谯定及“涪陵学派”，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等将会改写。这是“涪陵学派”在全国范围内所作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就地方而言，“涪陵学派”的深远影响，凸现在：
第一，如前所述，由于谯定注重培养地方学者，在南宋初年，整个四川的“涪学”逐渐发展壮大，并日益成为蜀中学术主流。特别是再传弟子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以三传弟子魏了翁为代表的鹤山学派，均是四川涌现出来的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程颐、谯定的理学，由两宋之际的“洛蜀之争”、“终莫能合”，到南宋中期的“洛蜀会同”以及“蜀学转型”，得益于“张栻之学返传回蜀”［12］，而完成这一任务的著名学者全部是蜀中人，如刘光祖、魏了翁等。《宋史·魏了翁传》云：“（魏了翁）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明人张之厚也指出：“历魏晋唐宋二千余载，而蜀人咸知义理之学，自鹤山先生（即魏了翁——笔者注）始。”［１９］
第二，自“易从伊洛入涪来”之后，谯定“助颐凿北岩点易洞”，“并于颐前朝夕聆教，其理学造诣愈深，遂使‘程学’在涪传播。”［20］ （第121页）后经过谯定以及“涪陵学派”其他学者的传扬，遂使涪陵成为理学“发祥圣地”。由是，著名理学家、诗人如尹焞、罗从彦、陆游、朱熹、范成大等，接踵至涪或凭吊先师，或聚徒传道，或登临胜境，或题咏刻壁。真可谓“少小咸来，群贤毕至”，涪陵借以名扬天下。《同治重修涪州志·艺文志》收录的大量文学作品中，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关北岩及点易洞的散体文6篇，诗歌51首。另外，北岩石壁题刻计57幅，黄庭坚、朱熹等人的题刻至今清晰可见。［21］ （第96页）同时，“涪陵学派”也“使涪陵的地域文化注入了易学的深厚内涵”［７］：一是南宋淳祐十年（1250）涪州知州赵汝廪主持刊刻朱熹编著的《易学启蒙》一书，供州人学习和研讨（见《涪陵市志·大事记》）；二是南宋至清代，研习易学者众，著述颇丰，如，有谯定《谯子易传》、蔺希夔《易注》、况抡标《周易一说》等等。［8］（《艺文志》）而今在全国医药界享有盛誉的太极集团，从理念、药名至疗效等均注入了易学内涵。由此，“涪陵地域文化就不仅只属于渝东南这块土地，不再轻飘和单薄”。［７］
第三，“涪陵学派”领袖谯定与程颐“游咏”《易经》、探讨理学的北岩“钩深堂”（宋绍圣四年黄庭坚题），后相继成为尹焞、罗从彦、朱熹等理学大师的讲学之所。由是，北岩钩深堂一时“名流汇集，后学辈出”，有“文风齐两蜀，仙洞接三都”之誉。特别是宋嘉定十年（1217），涪州知州范仲武将北岩钩深堂改建为北岩书院后，朱熹的弟子（“涪陵学派”的骨干）涪州人 渊不仅讲学于此，而且亲任堂长达20余年。从南宋时的北岩书院到清朝乾隆年间之后的钩深书院，“涪陵学派”的重要场所——涪陵北岩一直是涪州讲学、办学之所在地，被涪州人誉为“涪陵教育的发源地”。［22］（第39页）在封建社会后期的近800年中，对涪州文化与教育的发展、涪州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古之涪州“科名雀起，人文蔚盛”（康熙五十三年《涪州志》序），“伟人才士接踵辈出，甲于两川东西者千百余年”（《同治重修涪州志》序）。
在以上众多的人才中，还出现了一批佼佼者：贤良忠臣夏邦谟、周茹茶、陈计长等，文学家、史学家贾元、萧学句、何浩如等，学者、书法家周煌、石彦恬等……。正是这些人才，铸造了涪陵文化与教育昨日之辉煌。此外，明清两代涪陵出现了400多位朝廷命官被派往全国各地，他们又是涪陵地方文化向外传播的使者，提高了涪陵在全国的知名度。
总之，易学“涪陵学派”在特定的背景下形成，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程朱理学”的形成，起到了承传作用，对四川特别是涪陵的文化与教育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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