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送僧诗的文化审美——以贾岛诗为例

摘　要：唐代送僧诗是唐诗送别、留别题材诗作中独具艺术特色和文化审美意义的组成部分。其主要特色在于以委婉、含蓄的方式抒写离别之时的留恋、感伤；具有佛教意蕴的诗歌语象的生成和广泛运用； 多元的时间构成模式在抒情达意中的运用， 使其与一般的文人间送别、留别诗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诗中传达出唐代 文人对追求功利的世俗生活的厌倦、对僧人超迈隐逸而又充满禅趣的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送僧诗，抒情特色，文人心态

　　唐代帝王大都主张儒、道、释“三教谈论”[1]，这种兼容并蓄的思想政策给宗教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 , 佛教在唐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 并对唐代的社会、文化产生了诸多影响。唐代文人中信仰佛教的诸如王维、白居易等不乏其例，他们习禅诵经，交游僧侣，写下了大量的与佛教、僧侣有关的诗文，其中包括许多送别、留别题材的诗作。[2]这些送僧诗在艺术上独具特色，与一般的文人间送别、留别诗作保持着一定距离，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唐代士人的心态，因此，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本文拟以贾岛送僧诗为例，参考其他诗人之作，探求送僧诗的独特内蕴所在。

一

　　拥策背岷峨，终南雨雪和。漱泉秋鹤至，禅树夜猿过。
　　高顶白云尽，前山黄叶多。曾吟庐岳上，月动九江波。
　　（贾岛《送厉宗上人》。《全唐诗》卷572）

　　《唐才子传·贾岛传》载岛“尝叹曰：‘知余素心者，惟终南紫阁、白阁诸峰隐士耳！’”[3]考贾岛《长江集》中多载其与终南诸隐士、僧人的酬唱、赠答之作。如《怀紫阁隐者》云：“废寝方终夕，迢迢紫阁心。”（卷四）《寄白阁默公》云：“已知归白阁，山远晚晴看。”（卷三）将这些诗歌与《唐才子传》相互参证可以得知，贾岛与终南诸峰隐士确有非同一般的交情。此位厉宗上人应该也是终南山中贾岛的知交之一。《送厉宗上人》首句 “岷峨”一词并非实指蜀地的大山，而是僧人栖身深山的比喻。如《全唐诗》中所载唐求《赠行如上人》诗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峨。”（卷724）齐己诗《荆州新秋寺居写怀诗五首上南平王》云：“虚负岷峨老僧约，年年雪水下汀洲。”（卷845载）齐己诗《寄蜀国广济大师》云：“终思相约岷峨去，不得携筇一路行。”（卷846载）详味诗意，则可知，“岷峨”实为僧人远离世俗之居所的代指。

　　这首诗首联出句用虚笔，写厉宗上人离开隐居之地，即对句所云“终南”，但是却不实写，一则是为避免重复；二则正体现出贾岛“苦吟”造句的诗风。对句“终南雨雪和”，看似实写上人离开之地的景色，实则化用《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之意来叙离别之情。送别知交，自然是情深意重，依依难舍，而此两句却写得如此含蓄深婉，藏而不露。这是唐代送僧诗的特点之一。其他如刘长卿《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卷147）钱起《送少微师西行（一作送僧自吴游蜀）》：“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卷237）郎士元《赴无锡别灵一上人》（一作刘长卿诗，一作皇甫冉诗）云：“一入春山里，千峰不可寻。”（卷248）等，均写得含蓄蕴藉，韵味深长。送僧诗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风貌，原因可能是僧人乃方外人士，于世情、人事大都超脱出来，飘逸恬淡。他们“独归双树宿，静与百花亲。对物虽留兴，观空已悟身。能令折腰客，遥赏竹房春。”（李嘉祐《同皇甫冉赴官，留别灵一上人》。《全唐诗》卷206）不是一般士人所能比拟，因此，同僧人过从甚密的诗人们在与之惜别之时，因人而制宜，将留别之情暗含其中，委婉道来。而那些本来与所送的僧人没有多少交情的诗人，出于某种需要，或应制、或应时地写一些送僧诗以敷衍，更不会“为文而造情”。比如宋直问、李乂等人皆有《送沙门弘景道俊玄奘还荆州应制》诗（卷52、92），都写得中规中矩，平淡无可观之处。

　

　元杨载《诗法家数》“赠别”条总结唐赠别诗做法云：“第一联叙题意趣。第二联合说人事，或叙别，或议论。第三联合说景，或带思慕之情，或说事。第四联合说何时再会，或嘱咐，或期望。于中二联，或倒乱前说亦可，但不可重复，须要次第。末句要有规警，意味渊永为佳。”此诗首联叙说僧人离开终南，直陈送别之旨，正合此法。颔联即是叙写“人事”即山僧参禅生涯。《世说新语·言语》载东晋高僧支遁爱鹤的逸事。[4]此联出句“漱泉秋鹤至”即是用此典，将对方誉为支遁一般的高僧。“鹤”在诗歌中，往往是高蹈脱俗、飘逸不群的象征意象。化用“支公好鹤”、“放鹤”的典故，将“鹤”与“僧”相联系以写其超逸、高雅，在唐诗尤其是题赠、送僧诗中不乏其例： 喻凫《题禅院》云：“无花地亦香，有鹤松多直。”（卷543）皎然《康录事宅送僧联句》云：“见鹤还应养，逢鸥自作群。”（卷794）李端《与道者别》云：“闻说沧溟今已浅，何当白鹤更归来。”（卷286）刘禹锡《赠日本僧智藏》云：“新秋放鹤野田青。”（卷359）朱庆馀《送惠雅上人西游》云：“兴远常怜鹤。”（卷51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总之，从《世说新语》以后，“鹤”与僧人、隐士、道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诗歌意象中象征隐逸、脱俗的重要诗语之一。对句“禅树夜猿过”，借用佛经“心猿”之语。《维摩诘经》卷八《香积佛品第十》云：“以难化之人 ,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可调伏。”[5]将心意不定，放纵不羁的散漫心境谓之“心猿”。“‘心猿’进入文人的视野,大抵自中晚唐始。起初多出现于文人诗词之中,用以表现佛理。”[6]在这里，诗人用形象化的语言将山僧的禅定生活描述出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唐代近五百首送僧诗中，“猿”、“心猿”凡出现35处，其中大多数是化用佛典，叙写僧人克服心障，因禅入定的。如戴叔伦《送少微上人入蜀》云：“乱猿心本定，流水性长闲。”（卷273）杨巨源《送定法师归蜀，法师即红楼院供奉广宣上人兄弟》云：“孤猿学定前山夕。”（卷333）孟郊《送超上人归天台（一作送天台道士）》云：“山兽护方丈，山猿捧袈裟。”（卷379）马戴《送僧二首》云：“来往白云知岁久，满山猿鸟会经声。”（卷556）皎然《送清凉上人》云：“永夜出禅吟，清猿自相应”（卷818）等等。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送僧诗的另一特点：具有佛教意蕴的诗歌语象的生成和广泛运用，使其诗意更加切合题旨。

二

　　较之于送僧诗，一般送别、留别题材的诗歌往往情感浓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读李白《送友人》，我们可以很轻易地从“此地一为别，故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中体味出诗人对朋友依依不舍的眷恋、惜别之际的痛苦。读杜甫《奉送卿二翁统节度镇军还江陵》，我们可以从“寒空巫峡曙，落日渭阳情”中获得很强的情感共鸣……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诗作抒情色彩浓烈，还在于他们使用了很多传统的离别诗语，如“浮云”、“落日”、“班马”、“渭阳”等，而近五百首送僧诗中，出现的典型传统离别诗语是很有限的 ,不到总数的5%：“落日”这一诗语7处（薛能《送禅僧》、李节《赠释疏言还道林寺诗》、李频《送僧入天台》、慕幽《冬日淮上别文上人（一作酬和友人见寄）》、刘长卿《送惠法师游天台，因怀智大师故居》、卢纶《送惟良上人归江南（一作郢上人）》、张籍《送安法师》），“浮云”8处（岑参《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杜甫《别赞上人》、戴叔伦《送道虔上人游方》、熊孺登《野别留少微上人》、李骘《慧山寺肄业送怀坦上人》、皎然《送昼公联句》、《送维谅上人归洞庭》、无可《送清散游太白山》），“灞陵”1处（郎士元《送粲上人兼寄梁镇员外》），“春草”6处（其中一处为地名，其余五处为：刘长卿《送灵澈上人归嵩阳兰若》、《重送道标上人》、贾岛《送僧》、皎然《送赟上人还京》、齐己《送林上人归永嘉旧居》），“西京”1处（姚合《送文著上人游越》）。送僧诗在抒情、意象营造与使用方面的特点，使它呈现出有别于一般离别题材诗作抒情意味较为浓烈、多使用传统离别诗语营造诗歌意境的风貌。

　　在一些离别诗中，有的作品“不是单纯描写送别现时刻的所谓一元的时间结构，也不是从现在的想象与别后情况的二元结构，而是三元的或者是四元的时间构成。”[7]这种二元、三元甚至是多元的时间构成，在送僧诗里也经常出现。如贾岛的绝句《送僧》：

　　池上时时松雪落，焚香烟起见孤灯。
　　静夜忆谁来对坐，曲江南岸寺中僧。（《全唐诗》卷 574）

　　这首诗歌并不是从当下送僧的时刻着笔，而是想象离别之后的某一情境：池塘边的松树上，不时地落下一些积雪；孤灯在袅袅的暮烟中闪现。在这凄清孤寂的夜里，我突然回忆起以往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谁在与自己对坐谈禅的呢？就是那曲江南岸中寺庙里的和尚。诗人假想自己在别后的某一特定时刻，回忆离别之前与僧友促膝而坐的情形，以想象的笔触，在诗歌中构建了三元的时空模式，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所送之人的不舍，并隐约透露了将在别后产生的思念。在贾岛和其他诗人的送僧诗中， 这种时间、空间模式是不乏其例的。如 贾岛《送无可上人》中的名句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想象离别后无可（其从弟）孤寂、凄清的行止；刘长卿《送少微上人游天台》诗中担心少微上人别后“乞食山家少，寻钟野路遥”；权德舆《送濬上人归扬州禅智寺》想象濬上人归去后，“扬州后学应相待，遥想幡花古寺前”的盛况等。诗人们不直截明白地表现心中的眷恋不舍，而是通过这种委婉、曲折、复杂的时空构成模式来寄托胸中情谊。惟其如此，方更见其关切之情的真挚、深沉。

三

　　当代学者认为，文人与佛教、僧人结缘，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政治上失意时 ,事佛信佛,寻求精神寄托。[8]这种精神需求反映在文人们的送僧诗中，便是对追求功利的世俗生活的厌倦、对僧人超迈隐逸而又充满禅趣的生活的向往。史载贾岛连败文场，遁入空门，后经韩愈提携方还俗踏上仕途。（《唐才子传》，同前《贾岛传》。）他曾经为僧，熟悉空门生活，又经历了仕途的坎坷，所以他的送僧诗在表现厌弃名利场上的沉沦、倾轧上，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山僧们居住环境清幽而有诗意：“雁过孤峰晓，猿啼一树霜。身心无别念，馀习在诗章”（《送天台僧》），过着出处优游、清闲自在的日子：“此生披衲过，在世得身闲。日午游都市，天寒往华山”（《送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生活，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没有种种世俗礼教、宦海礼数的制约：“涕辞孔颜庙，笑访禅寂室。步随青山影，坐学白塔骨。解听无弄琴，不礼有身佛”（《赠智朗禅师》），参禅悟道，吟诗作赋：“无师禅自解，有格句堪夸”（《送贺兰上人》），真是一种适意而又诗意的安居！

　　不独贾岛，许多文人都怀有这样的心境并通过他们的送僧诗表现了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当数晚唐诗人许浑了。他的《早发中岩寺别契直上人》尾联“行役方如此，逢师懒话心”，表达了在长期的功利生活中，其内心极度疲惫、厌倦的状态。在他的另一首送僧诗《送惟素上人归新安》中，诗人以出世、入世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进行比照：“寻云策藤杖，向日倚蒲团。宁忆西游客，劳劳歌路难”，更是传达了对僧侣隐逸生活的向往、对布满了艰难的仕途生活的厌弃：“独恨孤舟去，千滩复万滩。”（《晨别翛然上人》）

　　此外，李端也是其中显例之一。他“少寻道士居嵩岭，晚事高僧住沃洲”[9]，其间又经历了折节苦读以求走向仕途的生活：“弱冠家庐岳，从师岁月深。翻同老夫见，殊寡少年心。”[10]他的经历，正是唐代大多数文人出入儒、道、释三教的写照。在看破道家求仙长生的虚妄、厌倦了儒家入世经营波折坎坷，遍尝人生悲苦后，他选择了自己的精神归宿——禅学，所以“晚事高僧住沃洲”。其《书志赠畅当》诗序云：“余少尚神仙，且未能去，友人畅当以禅门见导，余心知其必是，未得其门。”因为“未得其门”，所以才会像诗中说的那样：“少喜神仙术，未去已蹉跎。壮志一为累，浮生事渐多。”（卷285）可谓是诗人的内心剖白：厌恶浮生，向往禅佛。其 《送皎然上人归山》云：“法主欲归须有说，门人流泪厌浮生。” （卷 286 ） 同许浑诗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的诗主要通过对现实失意的正面表达来显现其企图通过佛教来排遣苦闷、压抑；更多的诗人则是委婉曲折地表现这种精神需求。如司空曙《送况上人还荆州，因寄卫侍御象》诗，不言世俗生活如何，只是在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对鸥沙草畔，洗足野云间”的无尽向往。在这些文人笔下，僧人们“爱憎应不染，尘俗自依依”（崔峒《送真上人还兰若》），几乎达到了神秘的极乐世界，享受万物的润泽、护佑：“灵境物皆直，万松无一斜。月中见心近，云外将俗赊。山兽护方丈，山猿捧袈裟。”（孟郊《送超上人归天台》）正是这些超凡脱俗，近乎虚妄的想象，吸引着无数的文人向佛教、僧侣靠拢，寻求精神的慰藉，心灵的皈依。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送僧诗的独特之处：从诗艺的角度讲，送僧诗以委婉抒情、含蓄蕴藉的抒情方式，广泛使用 具有佛教意蕴的诗歌语象而较少运用传统离别诗语，委婉、曲折、复杂的时空构成模式，构成了其在艺术上的独特风貌；从文化的角度讲，送僧诗 传反映出唐代 尤其是晚唐文人对追求功利的世俗生活的厌倦、对僧人超迈隐逸而又充满禅趣的生活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背景下士人的心态和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讲，送僧诗具有反映文人心路历程的文化意义。因而，唐代送僧诗歌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内蕴和文化审美意义。

注释：

[1]《佛祖统记》卷39载： 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说，曰：“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则蔽。” 任继愈 先生认为唐高宗对待三教的方式为唐代诸帝普遍接纳。见其《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据笔者统计，《全唐诗》九百卷（《全唐诗》，中华书局1999年版）中，送别、留别僧侣的诗歌大致有500首左右。本篇所引唐诗，均自此书，故行文中一般标注卷数。

[3]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1页。

[4]原文为：“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5]见《注维摩诘所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6]见 陈宏《孙悟空别称之宗教性内涵初探》。《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2期。

[7]见[日]松浦友久《唐诗语汇意象论》。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66页。陈植锷、王晓平译。

[8]胡遂《佛教与晚唐诗》，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刘宝才《唐代思想家与佛教僧人交往的原因--读刘禹锡送僧诗》，《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9]《戏赠韩判官绅卿》。《全唐诗》卷285 。

[10]《长安书事寄卢纶》。同上，卷2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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