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还是实践：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辨析
日期：2022-12-01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中国哲学
价值还是实践：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辨析
1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之辨
1.1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
1999年胡小明在《中国学校体育》发表文章《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中，提出人文体育观。文章没有明确提到其哲学基础。但行文来看，其哲学基础体现了历史和批判二词。因为近代体育的诞生和普及是由于源自古希腊的人文精神的全面推动。而中国传统体育观由于历史的原因，军国民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导致生物体育观一枝独秀，压制了人文精神。
2002年，胡小明在《体育文化导刊》的《新世纪——中国体育的理论创新》中，较为明显看出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哲学。他在讨论“增强体质”与“追求健康”的关系时，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认为“追求健康”比“增强体质”重要［1］。
2003年，胡小明 在《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中［2］，引用马克思经典著作：马克思早就说过，与劳动时间相对的自由时间，即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自由活动，“ 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马克思： 剩余价值论，《资本论》第三册第21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第282 页）。也第一次提到后现代意识，认为“中国体育的脚步已经踏入了这样的“自由时间” 里，因此迫切需要超越传统的后现代意识”。
2009年，胡小明以狐鸣为笔名与石龙合写的文章《中国体育思想的跨世纪转变》中，透出这样的信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他说“在1985 年9 月到12 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3］。”
2010年，胡小明在《体育文化导刊》发表《21世纪中国体育人文价值观念的确立》［4］中，从其为论证而引用的文献来看，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章用比较多的文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话语做了分析，认为“自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体育人文观的演进上是一脉相承的”。直接引用马克思的多个观点来证明。比如“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就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是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劳动者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等。
2010年，胡小明在《体育科学》发表的文章《分享运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5］中，提出体育人文价值观的理念“分享运动”，而其依据也是马克思的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资本论》。其中还提到了费尔巴哈，说“在青年时就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的人人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以及全人类解放的人道理想，指出未来社会的目标就是使人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成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
以上是人文体育观倡导者胡小明在论证人文体育观时，直接或间接看到的哲学基础的文章。在其他文章中也有论述。以下是人文体育观支持者在论述人文体育观时候的哲学基础情况：
裴立新在《以人为本——新世纪体育发展的基本理念》［6］中，认为健康体魄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依附的基础，健康、长寿是人类发展的基本标志，新世纪的体育事业将融入“以人为本”的基本发展理念，成为人类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事业。新世纪体育事业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就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不断提高对国民体质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内容和国民素质的组成部分的认识程度，进一步明确国民体质是社会发展水平和小康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准，并因此切实将人置于发展体育事业的中心，以普遍增强人民体质为目标，将“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新世纪体育工作之中。他引用的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2001年，李卞婴在《创新是体育的灵魂—兼评〈体育学刊〉上的两篇文章》［7］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 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 但认识的过程和认识的程度却永远不可能达到极限, 人类总是要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评价和支持了人文体育观。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概念是应当创新也可以创新的，因为客观存在和实践活动永远在更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从概念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从实际出发。”
2010年，袁旦在《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与布特博士的讨论提纲》［8］中，认为体育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兼具科学性，而构建了人文体育观。其哲学基础也是马克思哲学：“选择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人的本质理论作为这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理论基础”。他用大量的篇幅进行了论证。特别是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章中，还提到了哲学大师尼采：“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引用的文献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尼采《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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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人文体育观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在倡导和支持时，论证逻辑、观点引用和参考文献来看，其哲学基础可以得到较为明显的表露。
1.2 对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质疑
1999年，《体育学刊》评论员文章《评“人文体育观”》［9］，认为“在开放改革为现代化而奋斗的新时期，应该向前进，不宜向后退。我们是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不管如何穷困也用不着到欧洲文艺复兴初期资本主义萌芽思想那里去求援”。认为人文体育观批判“增强体质”而要复归的不依附于人的身体的人文精神是“幽灵鬼魂”，是“胡说”。显然认为人文体育观不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1999年吴翼鉴等，在《增强人的体质，是体育无人吗·》［10］ 中，认为：“人文体育观”违背客观规律，并指出真正的体育——增强体质的教育不能不以增强人的体质为主，以增强体质为主的观点不是“生物体育观”，更不能从体育中“淡出”，“应该批判继承前人一切有价值的学说和经验，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当今中国的体育观只能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决不能用人文主义、人文精神来指导。‘复归’的论点是逆潮流而动，是历史的倒退。”“以增强体质为宗旨的体育思想，既不是‘生物体育观’，更不是人文主义的‘人文体育观’所能否定得了的， 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辩证唯物主义体育观。”可见，在pe派的眼里，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也不是辨证唯物主义的。”
2001年5月，邓若锋，杨丰宇在《体育学刊》发表文章《理性思考体育进步的目标方向——对“新世纪新体育”一文的疑义》［11］，从第一线从事实际体育工作的视角，认为体育是“增强体质和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它不是运动文化娱乐，它不是文艺，它具有实证的科学性。在身体教育的思想或理论上作文章，来不得半点浪漫与虚伪”。人文体育观“到了21 世纪要搞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复古，脱离政治经济的制约，反科学，追求极乐享受自由放荡”不是进步的。
2002 年，毕世明在中国体育报（5 月30 日第007 版）发表文章《人文精神与中国体育的几个问题》［12］，分析了人文、人文精神、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以人为本等词语后，引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的话“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赞成使用在体育中加强人文精神这类的提法。发展人文体育, 人文奥运或者以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办体育、办奥运的提法，也都可以。但是不要用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代替人文和人文精神，因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思想体系的专门用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不能准确表达我们讨论的人文或人文精神的意思。也不要把人文精神混同于人文主义。进而指出人文体育观评价中国体育是“基本上不了解人文观念的体育”，是“欧洲军国民主义体育思想的延续”的观点是不对的。
2004年，郭敏，笪丰（林笑峰笔名）对人文体育观提出质疑，认为人文体育观是大体育观的新的表现，其哲学基础不是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说“辩证唯物主义维护科学，反对复古倒退。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黑暗，有进步的一面，但仍站在当时的教廷方面反科学，向古希腊复归。它反科学和复古没有生命力，随着教廷的衰落而告终。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是从现象到想象，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差别［13］”。
2007年毕世明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发表《缺科学、缺理性的学术主张——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14］，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体育客观历史出发，结合实际中国的体育现实，认为第一，体育人文观提出的“从生产到生活”站不住脚，因为“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还是在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里，体育为生产、工作做贡献，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人类社会里，只要有生产，有从事生产和体育活动的人，就必然有‘体育为生产服务’。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过去的体育没有真正进入老百姓的生活”。
第二，说“从群体到个体”，主要指体育人文价值被否定，被忽视，只重社会、重群体、重政治。这也是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而且体育也不能脱离群体。
第三，从工具到玩具，是指体育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到个体娱乐的玩具。认为体育与政治的关系：“要想把体育为政治服务的这个“工具”抛弃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应去企图抛弃它。抛弃的应当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政治，而不是一般的政治，更不是对人民有利的政治”。认为体育既是“工具”又是“玩具”。工具功能和玩具功能是同时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里，有时体育的玩具论文联盟http://作用较大，而有时工具作用较大。把过去本来就有的东西———“玩具”说成没有，又把根本不可能离开的东西———“工具”企图离开。
最后，认为“上述3 点学术主张有两个共同的缺憾是：对过去，否定了不该否定的事物；对现在，过份提倡应当提倡的事物。这两点都是“务实”不够，因而使“求真”打折扣”。
2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特征
2.1 外部特征
2.1.1 多元共享
多元共享，可以理解为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且与多种哲学有比较深刻的联系，或者至少可以理解为从多种哲学那里吸收资源。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其三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对理性和科学的一种反动。以至于有人批判人文体育观是“反科学，反理性”。
2.1.2 动态发展
人文体育观的提出，首先是受到冲击，得到启蒙。也即胡小明说的“在1985 年9 月到12 月，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应邀在北京大学演讲，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等书成为中国学者最早接触后现代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人文思潮的天窗”。然后，人文体育观在反思中国体育的生物体育观的基础上，对生物体育观进行了批判——发表《人文体育观的渐入与生物体育观的淡出》。同时，人文体育观将目光投回到中国传统的哲学——发表《一种基于当代现实的体育理论眺望——关于“两条腿”和后现代意识》——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不愧为现代可资利用的一种资源。转贴于论文联盟
可见，人文体育观的依凭的哲学基础是动态发展的。经历冲击启蒙、反思批判、回望传统和借鉴吸收。
也可以说，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不是始终如此的，是慢慢酝酿逐渐变化和发展的。这里还要了解一个问题：人文体育观提出以前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吗·然后，发现是这个哲学基础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在这种冲击的洗礼和感化下，最后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出发，经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另外还有中国传统的哲学在内的冲击、洗礼和融合，最后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但后一个马克思主义基础已经不是首先秉持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基础了。最后，也就是现在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经过冲击和洗礼，以及传统的继承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了。属于马克思说的“否定之否定”逻辑。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发展变化的，甚至是不“泾渭分明”而有点模糊的。
2.1.3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
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多元共享和动态发展并不是多元杂乱，并不是多元混乱，而是较为明显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可以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坚持固守，一种发展壮大。胡小明和袁旦在近年来都非常明确地认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胡小明在《分享运动——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中，袁旦在《人文体育观的建构：体育学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与布特博士讨论的提纲》中，认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选择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人的本质理论作为这种自觉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想理论基础”。
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文体育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为主导，但仍然有一种区分，一种内部的区分。那就是马克思实践唯物论和马克思价值论的区分。袁旦认为前者是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胡小明认为后者是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自从胡小明提出“分享运动”的理念来看，有一种融合的趋势。
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算是自己为自己命名的。融合了，吸收了其他哲学资源以后，应该叫做什么哲学为好和恰当呢·叫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2.2 内部特征
2.2.1 本体论搁置
本体论可以理解为追问和回答体育是什么，或者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体育是从哪里出发。人文体育观倡导者没有较明显地论证体育是什么。没有给体育以明确的定义。认为“精卫填海般义无反顾或乐此不疲地重复操作，试图从定义入手把研究概念当成一门学问来做，是体育文化甚至理论研究数十年来对象虚幻化以至迥异于其他领域真正学术研究的一大奇观”［15］。虽提到过“追寻健康，体育应该是：最积极的休闲方式；最有益的健身方式；最有趣的娱乐方式”。只是把作为主体的人“可以分为类的人，群体的人和个体的人这样三个层次”［16］。人文体育观在批判了中国体育的“军国民”重群体轻个体后，认为“兼顾集体和个人、增加注重个人的价值和需求，也不全面的‘以人为本’，仅仅只为了‘一群人’的共同抽象利益，是片面的‘以人为本’，哪怕再加上强调其中的‘个体’利益，仍然不完全的。全面的‘以人为本’，还需要肯定作为物种的人类”。而人文体育观的支持者，没有着重论证体育是什么，是强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人类的类人。
胡小明在被问及发表某些文章为什么要使用笔名的时候，从他说到不愿意卷入无谓的争论中的意思里，也可以理解为他有意避开讨论体育是什么的这个本体论。因为真理是在对话中存在。他不愿意对话，可以理解他不愿意讨论体育本质是什么。
前面提到，人文体育观是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进而有所启发的，而对人文体育观提出质疑的毕世明［17］，是否定后现代主义“否定事物本质”的。也即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不是符合本体论哲学思维的。不讨论甚至反对讨论体育是什么。
可见，人文体育观并不明显的是本体论哲学，没有将论述重点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也即没有接着上个世纪80年代的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而是将体育是什么的概念之争悬置起来，没有着重追问体育的本质是什么。而是有了一个转向（这种转向应该是一种进步）：转向了人——比较宏观地把体育界定在人的范围以内，从人出发，人是第一性的，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终极价值——价值论的转向（这种体育学界的哲学转向与整个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向相比，迟出现二十来年）。并且强调人的精神的第一性，而反对人的肉体第一性，特别是早期几年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并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幽灵”。也就是说，人文体育观的人至少在早期提出的时候是带有抽象性的人。
2.2.2 认识论越过
认识论理解为“如何可能”的问题。也即关于科学的问题。正如前面论说的人文体育观没有侧重于本体论的体育是什么，而是转向于体育的人文价值。所以，人文体育观势必对如何达成对体育的本质认识的追寻，不做深入精力投入。而是振臂一呼直指体育的人的终极价值，越过“生物学的低层次”，忽视那堆“按疾索药的运动处方”。这是人文体育观在早期强调的。从而也得到了生物体育观“如何可能”的质问。也得到了“反科学”的质问。可以看出，人文体育观在认识论上，作出了一种模糊处理。实际上pe派的哲学基础倾向于是认识论基础。体育课强调运动强度、运动密度，所谓科学合理。人文体育观对此做了批判，转向了价值论。后来，2010年，袁旦提出构建人文体育观时，认为不要忽视体育学的科学性。
但是，人文体育观虽说不重视或者不强调仅在认识论上做功夫，但是，其观点的提出过程本身，确是基于一定的认识的，特别是历史经验的认识，以及现代社会与中国现代体育现实中某些问题的较为深刻的关注。比如，从人类学较为宏观的视野出发，分析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中的体育，得出体育“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的论点。
人文体育观这种在认识论上的模糊或者越过，重要原因可以认为是与时代有联系。因为从工业革命一来，科学以其所向披靡的力量占领一切，创造了许多神话。但是，对科学的过度崇拜而成的科学主义已经引起了人类社会种种恶果。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科学的某种程度上的反动，来消除对人的异化。转贴于论文联盟
2.2.3 价值论重人
人文体育观没有执着体育是什么，体育如何可能上，而是着重强调体育的价值。体育的价值要“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和从工具到玩具”——价值指向于人，重人。具体可以理解为人的“健康、关怀、民主、和平、友爱、善良、朝气等”。人文体育观的价值主体是全人类。也即，体育人文价值观可以表述为“在体育活动中实施人文关怀，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关注身体运动中人的价值，认为体育应该提升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塑造人的身心，为了人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身体运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核心就是要“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彪炳人类用体育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5］。并且，人文体育观还特别强调了体育的美学价值。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哲学体现的是重视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体现了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达成，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这个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定有实践作为中介。缺少了实践，人的终极价值目标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乌托邦。人文体育观早在20世纪就已经提出，但是青少年体质下降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金牌体育的一枝独秀与全民健身的落差也没有明显缩小。人文体育观也可以说正是对这些中国体育问题或者中国体育危机的所做出的根源的思考和追寻。认为这些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重视人的价值，而是使人成为军国民体育金牌体育的工具。这种“呼喊”，在启蒙上有重大作用。但是在危机的解决和出路的实践上，人文体育观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明显的表现。这也说明人文体育观的价值论哲学特点的理想色彩是比较浓厚的。
3 价值还是实践
通过上文对人文体育观哲学基础的分析，可以得到对其历史和内外部比较清晰的理解。也即，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可以理解为对本体论、认识论的哲学转向：价值论哲学，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论哲学。人文体育观从萌芽到提出，以及经过十多年的传播，在质疑与辩驳中发展。可以说，中国体育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价值论哲学，在体育时代问题分析中，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基本达成共识，主流地位（杨文轩、周爱光、易剑东等学者都认同）越来越巩固。那么，如此基础的哲学是不是对现代中国的体育做出了某些有益的指导呢·或者说，如此基础的哲学对中国体育面对的扩大化和复杂化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多少帮助呢·或者说，如此基础的哲学是不是中国在分析和解决扩大化和复杂化体育问题时总结和归纳得非常成熟了·
直到2010年，胡小明提出“分享运动”的理念，可以认为是已经开始意识到或者是自然发展到注重实践——实践冲动。因为，价值目标的呼喊有着第一步的主要作用。而且是必须的。但是仅仅停留这种呼喊里，停留在这种梦想里，那就是一种虚无。也只有实践，重视实践中倾向、强调和体现体育的对人的价值，才算得上体育的真正的价值。所以，在青少年体质、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中实践着“分享运动”，才能够使中国体育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重视、缓和以及解决。
也即，人文体育观要有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重视。这也是袁旦明确提出的。但，目前人文体育观虽然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论的表述和要求，但是是什么样的实践，并没有过多过深的论述。这关系到现实体育的发展的最大问题。
根据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王南湜的研究，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三种实践观，“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料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一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18］ ”。我们认为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正像前面分析的搁置了体育是什么的本体论哲学基础，搁置了体育是什么的争论，越过了体育如何可能的认识论哲学，全心全意转向体育的人的价值论哲学，这样的发展路径，就得走向实践，就是走向实践。像李泽厚的吃饭哲学一样，从玄乎到现实。而且实践观应该是王南湜说的第三种实践观。即，“第三种实践观”可以作为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至少可以作为人文体育观的哲学基础。这和中国体育的理论传统和现实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4 结语
人文体育观没有接着上个世纪80年代本体论哲学基础的“体育是什么的概念讨论”，也没有停留在“体育如何可能”的认识论哲学基础上，而是一方面直指人的终极价值“体育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论哲学基础的呼吁，另一方面也提出要以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作为中国体育学的哲学基础。这种体育的哲学基础的发展变化，和哲学的发展变化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即，在本体论哲学和主体性哲学（认识论）上发生了转向，转向价值论哲学和实践论哲学。根据王南湜的研究以及中国体育的理论和现实的需要，笔者倾向于后者，而且认为应该以“第三种实践观”为指导。转贴于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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