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基本特征

　　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中国哲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指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发展，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转向近代形态再向现代形态发展的过程，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最本质的内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可以说就代表了传统形态的中国哲学，而毛泽东、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等人的哲学思想就是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人们只需要简单地浏览一下这些思想，就会明了其间的差异：这些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在用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哲学范畴术语，思考着不同的哲学问题。换言之，他们对哲学及其基本问题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这导致了他们的哲学思想所呈现出的哲学面貌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就是中国哲学近现代转型的结果。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特别是1949年以前，各种古今中西思想竞相登场，使中国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场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自我变更、被批判、再次被肯定；西学被引入、被怀疑、最后又被肯定；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领风骚数十年，充分展现自身的价值。因而中国近现代哲学的面貌大大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那么，中国近现代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吗？并且，同西方哲学相比，中国近现代哲学理论大都与中国现实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它们讨论的是哲学的问题吗？特别是，在各种传入中国的西学中，经过各种思潮的竞争，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只有从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出发，人们才能真正地解答这些问题。
　　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相结合
　　人们普遍承认，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是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两个哲学运动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论文联盟http://能将这两种哲学运动截然分割、对立起来，但二者还是有差异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指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哲学，并用它来回答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化指中国现代哲学是从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而来的，它意味着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来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于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来说，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梁启超自述，他和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戊戌维新时期“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1〕在那个时代，中国哲学还处于传统形态，而西方哲学已经是现代形态了。因而梁启超所说的“中”就可以理解为传统哲学，“西”就可以理解为现代哲学，“不中不西即中即西”就是以中学来统摄西学、以传统来理解现代，就是传统形态与现代形态之间的近代形态，它之所以“为时代所不容”就是因为它不是现代的。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从“中学”转向“西学”就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现代形态的中国哲学就是通过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西化而得到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最主要的现代哲学思潮都与西方哲学有着明显的理论渊源：中国的科学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基本上直接来源于西方现代哲学；中国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虽然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但也是与西方的人本主义哲学理论有直接的关联，即使那些没有明显西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也承认自己的理论深受柏格森等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的影响；而三民主义哲学思潮也是以西方哲学理论为框架，综合各种中西方思想而得到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之间可以看成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二，只有引入西方现代哲学，中国人才能突破中国传统哲学的束缚。梁启超回忆说：“今古文之争起，互相诋諆，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2〕即“外学输入”使得中国传统哲学“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而这一行动的最初执行者就是严复。严复说：“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3〕因而他不再像康有为等人那样，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框架来容纳来自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给西学披上传统的外衣，而是坚决从整体上抛弃中国传统的哲学，代之以全新西方现代哲学理论：他用实证哲学来讨论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用自由主义和科学的方法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用斯宾塞、甄克民的进化论来讨论历史观的问题。因而从理论形态来说，严复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完全不同，这实际上就宣告了西方哲学开始中国化，中国传统哲学结束。在严复之后，西方各种近现代哲学思想相继传入中国，中国各种现代哲学思潮也开始产生发展。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也就没有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
　　但是，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又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或者说西方哲学在空间上的东渐。诚然，只有借助于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框架才能被真正突破，但是，中国哲学家突破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欲望却不来自于西方哲学。明末清初，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场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运动，虽然它因没有被后继者发扬光大而“难产”，但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正如萧萐父先生所说：“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启蒙运动仅仅是特定条件下封建主义的自我批判，仅仅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相适应，只是表现旧思想要崩溃的征兆，新思想快出现之前的先声。”〔4〕即对于中国哲学的近代转型来说，明末清初的早期思想启蒙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新思想快出现之前的先声”。这表明，传统哲学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动力，传统的哲学思维框架和理论已不能满足中国哲学家对“新思想”的渴求，中国哲学已经发展到了需要一种新哲学的程度。因此，新哲学虽然没能从明末清初的思想启蒙运动中产生出来，但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意味着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新的理论形态。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来看，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本质上就是要完成这场哲学运动所提出的任务，而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促成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并且，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西方哲学理论，基本上没有照搬西方哲学的，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达尔文的进化论、尼采的哲学、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如此。因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其实是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理论的选择和重新解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西方哲学的问题，而是中国哲学的问题。他们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来回答中国哲学的问题，赋予了西方哲学理论新的意义。通过这一过程，西方哲学理论在中国产生了不同于西方的结果。因而冯契先生说：“外来的哲学理论传到中国来，它能起什么样的作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固然要看它本身是否有合理的东西，但也取决于中国社会对它的需要程度。”〔5〕总之，尽管中国哲学的近现代转型离不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但它仍然是中国哲学的发展，这不仅不意味着传统的中断，而是传统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