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中国人的智慧

虽然许多动物的许多本能足以使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人类的基于理性的智慧，却决非任何动物的任何本能所得比拟。
智慧是人的一种能力，但不是天生的本能。它是人的一种见识，但不是简简单单的意见或知识。智慧是在意见和知识基础上升华出来的对於事事物物的本真的洞见。中国古代一位大哲学家庄子，曾将人们认知外物的活动分为“以俗观之”、“以物观之”和“以道观之”这样三种立场或角度（见《庄子·秋水》），所谓以俗观之是指从常人的主观角度去认知，其结果只能形成常识性的意见；以物观之是指从事物的客观角度去认知，结果能以形成系统性的知识；以道观之则是从宇宙本原的高度来透视，从事物的内在本质来剖析，其能力是为智慧力，其结果便谓之智慧。因之这位大哲学家奉劝众人：“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因为“耳止於听，心止於符”，就是说，感官只能形成感性认识，心官只能形成理性认识，“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只有用聚集了道的气，也就是智慧去认识世界，方能得到最高的悟性认识（见《庄子·人间世》）。西方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都曾将认识分为诸如此类的三等；佛家谈知识和智慧关系的转识成智说，天台宗说空、假、中三谛圆融，也有类似的观点，我们就不细说了。
智慧可以积累和传递，首先是在民族内部积累和传递；所以各个民族都有各自传承各自风格的智慧。当我们说“中国人的智慧”时，指的是，千万年来生息在这片中华大地上的人群所养成的智慧，特别是指具有它自己特色的那样一些智慧。这些智慧，如果细数起来，可以胪列若干条目；但是概括起来，或者说捉住根本，剥取核心，也可一言以蔽。当然，像许多文化现象一样，这些被称为是中国人的智慧，并不意味着它乃中国人所专有、非其他民族可得染指的什么秘宝；而只是因为，由於种种条件的凑合，这样的智慧，在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无处不在，并且得到了最完满的表现，以致成了解读中华文化的密码，成了中华文化的标志。
这个智慧，名曰三极。

第一章
在进行学究式的探讨以前，我想先介绍一种儿童游戏，让我们回到孩提时代，从人生开始处开始，开始我们的愉快的智慧之旅。
有一种儿童猜拳游戏，好像尚无正式名字，姑且叫做“石头－剪刀－布”吧。游戏者任意出拳作石头（握拳）、剪刀（伸展食指中指）、布（张掌）状，石头胜剪刀，剪刀胜布，布胜石头；三者循环追逐，轮流制胜，没有绝对霸主，也没有绝对弱民，大家都有同等机会得胜，也都有同等不幸丧生，以此形成一个和谐协调平衡安定的局面。世界上好多民族都有这种游戏。在日本，叫做石拳；在美国，在西欧一些国家，也有流传。与之类似的，还有以拇指、食指、小指互相争胜者。中国一些农村的玩法是，以拇指代表土地爷，食指代表拐杖，小指代表毛虫；土地爷胜拐杖，拐杖胜毛虫，毛虫胜土地爷。日本人则称之为蛇拳（じゃん けん），谓拇指代表青蛙，食指代表蛇，小指代表蜒蚰（limax）；青蛙胜蜒蚰，蜒蚰胜蛇，蛇胜青蛙（参见永田久：《历と占いの科学》第九章，日本新潮社，1982）。
这种游戏，究竟是由某一地区发明出来然後传播开去的，还是许多民族各自独立发明的？那是民俗学和比较文化学的专门课题，这里可以暂置勿论。我们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这种游戏，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摹写呢，还是主观观念的图解说明？或者说，它是自然系统的艺术再现呢，还是哲学智慧的普及传布？我不知道是否已经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甚或已经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现在能够有把握说的是，这种游戏的最早文字表现形式，也许是全人类中最早的文字表现形式，见於中国的一部古老图书中。让我们先来看看那段文字记录是怎么说的，也许有助于对游戏性质的理解和认识。
这部古书的名字叫《关尹子》，全书共有九章，分别名为《一宇》、《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像许多中国古书一样，这也是一部难以精确判定年代和作者的书籍。从名义上说，它的作者叫关尹，年代在春秋末，看来不甚可靠；可以确信的是，至少在西汉时期，它便已经存在了。书的第三章《三极》中，有一段话这样说：

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

故事的主人公是三种小动物，蝍蛆通称蜈蚣。蛇食青蛙、青蛙食蜈蚣的事，人所常见。至于蝍蛆食蛇，似乎难以想象；可是在《庄子·齐物论》和《淮南子·说林训》中，竟都有所记载。《庄子》中说：“蝍且甘带”，“ 蝍且”就是蝍蛆，“甘”读如啖，“带”就是蛇。《淮南子》中说：“腾蛇游雾而殆於蝍蛆”，谓巨蛇虽能腾云驾雾，却栽在小小的蝍蛆手里。此外在《本草》这部医药书“蜈蚣”条的注释中，则有更为详细的说法云：“（蜈蚣）一名蝍蛆，其性能制蛇，见大蛇便缘而啖其脑。”这些说法有无事实根据，很难轻易可否；但生物界有所谓生态平衡的现象，谓一定的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各种对立因素，能够通过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和补偿交换等作用，来营造和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中各种天敌相互克制的趣闻，也常为人们所乐道。由此推想，蝍蛆和蛇和蛙的循环圈，纵然不像书本上说的那样简单明了，不像游戏中玩的那样简洁明快，但如果说它是对生态平衡现象的一种艺术概括和科学普及，还是不致大错的。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人们何以要概括出这麽一套玩艺来，难道仅仅是一种劳作之馀的游戏？人们之能以概括出这麽一套玩艺来，有无什么哲学思辨方面的助力？而这麽一套玩艺终以游戏形式普及于世，是否又大大启发了人们的智慧？中国文化在这些方面，有无什么特殊的机制或贡献？这些，都是我们很感兴趣的课题。

第二章
在上述那本古书里，这个蛇蛙蜈蚣“互相食也”的记事，被放在叫做《三极》的一章里，看来当非偶然。尽管那部书的章题出于故作玄虚的动机，从一安排到九，多数无可索解，而“三极”一题的含义，还是相当明白的。
三极就是三元，三个对等的元素或本原；特别常指宇宙的根源。在《易经》和《逸周书》这两部中国最早一批哲学书和历史书中，便已有三极这个词，其内容是“天、地、人”（见《易经·系辞上》、《逸周书·成开》），有时也叫三才或三材，谓组成宇宙的三种材料。现在《关尹子》中推出的三极，却是三种“互相食也”的小动物，它们当然无法与天地人相比，照实说，只能叫做三虫。而作者竟也谓之为三极者，看来当是因为此三虫在其小小的系统内，倒也确实是三种对等的元素，从而可以当作一种寓言，一种形象，一种“科普”图画，以影射和代表自然系统中存在着的互相制约的因素或力量，乃至被认为是宇宙根源的因素或力量。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三虫的格局之被强调，远远不是出于游戏的目的，而是有着更深的理性动机的。
这样，我们事实上已经涉及到了两种三极：三虫和三才。仔细分析一下这两种三极，我们将会看到，天地人或蝍蛇蛙三者，虽然在其组合中都各据一极，形成鼎立的状态，但其极间的关系，或者说其组合的格，却很不相同。前面说过，那三种小动物，处在一种互相追逐循环制约的关系中，并由之构成生态的平衡系统。而天地人这三极之间的关系，照古代中国人的理解，则几乎正好相反，它们不仅彼此从不克制，而且是在尽力相互补足，以形成所谓“天人合一”的局面。这个天人合一中的天，指的是大自然，包括天和地。天地人三者合一，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和自然交朋友，用互敬的而非互克的办法，来创造一个和谐的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在古代中国，这又叫做“参赞化育”。当时的人相信，天的功能是“化”即化生，地的功能是“育”即养育，人的功能是“赞”即赞助；三者各尽其能而融为一体，是为“参”（见《礼记·中庸》）。在如此组成的参赞化育关系中，人类不仅通过适应天地的本性而实现了自己的本性，积极地完成了自己，而且更以此使自己参加到了大自然中，与天地同长共久；至於天和地，也由於人的参赞，而实现并完成了自己的化育本性。
由此可见，三才的如此合一关系，和三虫的那种相克关系，其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它们分别组成了三极的不同的格。下面我们还会看到，除此两格以外，三极之间尚有许多别的格，其景象是非常热闹的。不过现在，我们不能不暂时打住，回到我们的智慧主题上去，看看这些三极，与中国人的智慧，到底有些什么关系。

第三章
先看天地人的合一。中国战国后期，有一位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家，姓荀名况，人称荀子；他在谈到天地人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这是荀子在《天论》里面说过的一段话，概括了天地人合一的事实与智慧。其所谓的“能参”，是说天地人所具有的、足以使三者参合为一的能力，即天的时能、地的财能、人的治能；也就是前面说过的天能化、地能育、人能赞。这是一些客观存在着的“能”。人们正确地认识了这些能，便能运用它来实现天地人的参合，实现天人合一，形成一个和谐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反之，如果不能认识这些客观能力，不知道运用它们去实现天人参合，则叫做“舍其所以参”。舍其所以参者必然不能实现“所参”，即形不成参合的局面，收不到参合的效果，天地的功能将因而隐没不彰，人类的功能也萎顿而无可实施。如果舍其所以参者还在妄想得其所参，是谓“惑”，即天大的愚蠢；只有知道用其所以参因而得其所参者，方才是智慧和智慧的显现。
荀子用“惑”和不惑来评价人对三才的认知与参与，意味着关于天人合一的知识，可以转化为人的某种智慧，某种在天地之间如何安身立命的智慧。荀子和他所属的儒家学派，都非常强调这种积极参与的智慧，对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十分有趣的是，对於同一个天地人三极的事实，在另外一些古代中国人那里，却形成为另外一套认识，转化为另外一种智慧。我这里指的是道家学派。
道家始祖老子在他的著作中说：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老子这里谈的也是天地人三才。天能长，地能久；人怎么样？人既已与天地相鼎立，自也应该长且久。可惜并没有人能够与天地共长久。那是为什么？
若是按照前面荀子的思路，将会认为，人之所以未能长久者，乃由于人类自己没有发挥好自己的功能，以及没有利用好天地的功能，以致不能在长久方面，与天地相参。而老子的看法恰好相反。他认为，“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言外之意是，人之所以不能长且久者，以其自生！什么叫做不自生？那不是说天地没有自己的能参或所以参，没有化育的功能；也不是说天地不去发挥自己的功能，不来参与自然的生息，不以其所以参成其所参；而只是说，天地在发挥自己那无可比拟的巨大功能时，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就是说不自以为得计，故而能够长且久。人类方面的情况则有点复杂：人中的圣人，知道效法天地，後其身、外其身、无其私，因而能够与天地共长久，不自生而长生；人中的凡人，只图一味先其身、存其身、有其私，自生其生，结果反而事与愿违，无一得以长生。
老子对天地人三极的如此看法，像他的整个哲学一样，是在以逆向思维的方法，昭示人们以阴柔的智慧。这是一种与前述的主张积极参与同等重要的智慧，二者虽有阴阳之别，却无轩轾之分，而是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并且正好以此相互补足，相得益彰。
天地人三极所启发于人者，大抵如此；蝍蛇蛙三极的格局与此不同，其智慧阀也因之有别，下面我们试以实例说明。
中国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得天下时，曾经发表过如下一通议论：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

“夏之政忠”，忠的意思是敦厚；“小人以野”，野的意思是拙朴。殷时“小人以鬼”，鬼的意思是迷信。“周人承之以文”，文的意思是文明；“小人以僿”，僿的意思是华而不实。在司马迁看来，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方略和社会风气，各有自己的长处，从而也就各有自己的短处。下一代在有意识地补救或克服上一代的短处时，总是不经意地又铸成了自己的短处，有待更下一代来解救。如此循环不已，终而复始，是为历史。他认为，时至周代末年，文敝已深，秦皇不以忠来解救，反而酷其刑法，所以二世而亡。汉兴易变，以忠救文，人既不倦，复得天统，所以能够拨乱反正，长治久安。
司马迁的这个三王之道若循环的历史观里，很清楚地隐约着三虫相逐的影子，是明眼人所一望可知的。本来在司马迁以前，比较流行的是五德史观和三统史观，前者取五行相胜说，认为黄帝得土德；夏禹得木德，木胜土；商汤得金德，金胜木；周文王得火德，火胜金；秦皇得水德，水胜火；代秦者汉，复为土德。三统说则相信，不同的王朝承受不同的天统之气，呈现为黑、白、赤三统，前後继续，轮流坐庄，彼此只有先後次序，没有生克关系。司马迁的三王之道历史观，在理论形式上，显然是对这两种史观的综合，而且应该说，是对这两种史观的优点的综合。五德史观的优点是相信後王胜过前王，肯定历史的前进性和革命性；三统史观的优点在于肯定三极而不是五极，因为三已是全，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完整过程（以後还要详细论证这一点）。司马迁之能以综合此前两种史观的优点而提出自己的三王之道说，除了他对历史的洞见外，难道没有三虫游戏背後的智慧在作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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