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孔子;道;德育方法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如何做人,这也是儒家教育的主要内容。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本文通过对孔子的世界观及其教育方法的研究,探讨孔子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以便改进我们的道德教育。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把教育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以德行为根本。孔子是成功的教育家,教育理念与世界观的一致性是孔子教育成功的原因之一;善于运用教育方法是其教育成功的关键。
一、孔子的世界观
孔子的世界观即孔子的“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第四》)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为人生的根本追求。什么是孔子的“道”呢?孔子在《系辞传》中指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说明了万物、生命的起源。那么“游魂”又从何而来?孔子进一步指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是人人本具的性体,此性天然而有,寂静光明,无生无死。太极动则显象起用,所生之象,其数无穷,但始动之际,只有一明一暗两种形色,明色为阳,暗色为阴,因此称为阴阳两仪。阴阳消长,于是太极失明,转变为游魂,流转生死。总之,儒家认为太极生阴阳,阴阳生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五行体现于人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所以,做到仁、义、礼、智、信就是符合“道”。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学说是以“仁”为核心的,这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述而第七》篇:“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就是心向着“道”,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中庸》说:“率性之谓道”,循性不变就是“道”。“德”出于“道”,所以,为了追求“道”,就得“据于德”。“道”是体,“德”是相,两者皆是内在。由内而外起作用,即是“仁”和“艺”。“依于仁”就是一切从“仁”上开始。“仁”是“道”和“德”的表现,所以以“仁”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是由孔子的世界观决定的。“游于艺”就是通过六艺来达道。《论语》开篇首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指出学习的目的是改正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行“仁”,并提高人的内在修养,以此达道。所以,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孔子的人生追求,也使道德成为教化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世界观决定了其教育方法。我们知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是世界观的体现,同时又对具体方法有指导作用。《大学》把儒家教学概括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现方法就是使心专一,《三字经》中概括为“教之道,贵以专”。传统的教学注重内求,给学生一段诗文,先不讲意思,让学生不断地读,则其意自现。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越读,意思越出来,出的不是诗文的意思,而是本心的真知和能力,这种教学方法与以太极为本体的世界观相一致。孔子在教学中一系列具体教学方法的运用,也都有其特定的理论依据,比如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
二、孔子的德育方法
德育方法由不同层次的方法构成的,有方法论层次上的德育方法,如因材施教法,也有具体方法。本文尝试着对孔子的几个主要教学方法加以探究。
1.身教法。身教就是以身垂范。《说文解字》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中包含有身教的意思。在道德教育中身教起着重要作用。首先,身教具有教化功能。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信念等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别人可以透过一个人的行为体会到他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实现教化功能。其次,身教具有榜样作用。一个人的行为如果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容易得到周围人的肯定,并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模仿。另外,榜样还通过激励和感染,促使人们坚定信念并化为行动。儒家的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因此,身教法就显得尤其重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第七》)。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以道德修养为重,所以能身体力行,不断地完善自己。“……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第一》)从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可知孔子为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礼让,可见孔子非常重视自身修养,为学生做出了好榜样。
2.寓教于乐。孔子注重在艺术中陶冶性情。孔子的学生都学《诗》,《诗》能陶冶性情,使人的喜怒哀乐皆中节。《为政第二》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三百篇全为真情流溢之作,学得这个真字,言行思想无不率真,便是由《诗》入道。这样,内容上是大道的表达,再配上和谐的音乐,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中提升人格。音乐等艺术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大影响。《乐记》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乐记》还阐明了先王立乐之方:“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这段话说出音乐与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可见,艺术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
3.启发诱导。“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第七》)。意思是说,不到他努力想懂而懂不了不去开导,不到他努力想说而说不出来不去引发。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它不能随之联想到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就不再多说了。“启”是使人获得开导,好像突破盲点,领悟其要旨;“发”是使人获得引发,找到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会,所以老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能动性,使学生能充分思考,并用适当方式表达自己的体认。这样做的理由有二:其一,能够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其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学记》指出:“时观而勿语,存其心也。”即强调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观察而不要事先告诉学生什么,以便让他们用心思考。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学而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文中反映出子贡对贫富的看法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孔子则提出更积极的“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促使子贡立即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可见子贡已经获得了启发,体认到做人要不断地完善自己。
4.因材施教法。因材施教的哲学依据是矛盾的特殊性原理,既然不同学生的特点不同,那么在教学中就应采用不同的教育。孔子擅长运用因材施教法。《论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第十一》)冉有平时做事退缩,所以孔子鼓励他放开手脚去做;而子路却胆大敢为,所以孔子对他多加管束。这种因材施教法,契机契理,所以孔子的学生出现了七十二贤。
5.讨论法。讨论法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用讨论与辩论等方式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澄清思想、寻求结论的教育方法。讨论法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思维潜力,在对话中发挥创造力,形成新观点。讨论法符合思维规律。凝结着古人智慧的《学记》充分肯定了讨论法的作用,《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这是教学失败的六种原因之一。在学习中一个人独自冥思苦想,不与友人讨论,容易学识浅薄,见闻不广,可见讨论法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运用讨论法。《八佾第二》中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段话反映出子夏向老师请教,子夏问:“‘笑眯眯的脸真好看,滴溜溜的眼真漂亮,有这样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动之美。’这句诗是什么意思?”孔子回答:“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绘事后素”,就是绘画之事后于素。这句话是比喻,“素”是比喻美女的面颊美目,这是美的素质;“绘事”比喻笑倩盼动,这是美的姿态。先有美质,而后有美姿,故说“绘画之事在素地之后”。子夏立即领悟出一个道理:“那么,礼是不是后来才产生的?”也就是说学礼以忠信为前提,孔子说:“能够带给我启发的是子夏啊,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这一则故事通过师生的对话,各自都有所感悟,这就是讨论法的妙用。
6.奖惩法。奖励是一门艺术,适当的奖励可使学生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从而增强其学习动机。孔子善于运用表扬法。《雍也第六》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所以孔子很看重他,并经常表扬颜回。这样做不仅激励颜回不断完善自身,而且也会带动别人向颜回学习。表扬的手段有很多,不仅有口头上的称赞,也包含着其他形式。《公冶长第五》中记载:“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孔子评价公冶长,认为可以把女儿嫁给他,虽然公冶长曾被关在监狱中,但不是他的罪过。能够托付女儿终身,就是对对方的最好肯定。
惩罚是一种消极的强化的教育方式,惩罚应当公平准确,使被惩罚者吸取教训以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同时也能使他人引以为戒。《先进第十一》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段话说的是孔子的一位多才多艺的学生冉求,在担任鲁国执政大夫季氏的家臣时,努力为季氏聚敛财富,孔子对此非常不满,声明:“冉求不是我的同道,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去攻击他。”在
师道尊严的古代,这种大张旗鼓的教训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惩罚。惩罚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必须让被惩罚的学生认识到问题之所在,使他们改正不良行为。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傅佩荣:《傅佩荣说孔孟论人生》,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4.陈戍国:《礼记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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