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摘要：当今社会，由于现代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以及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下，人们面临的生活、工作及经济压力也逐步增大。由此导致了人们的心理冲突及心理问题的不断涌现，造成精神疾病及心理障碍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神经精神疾病已经严重损害我国人民群众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而在此其中，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患病率相对较高，与我国居民的联系较密切。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重性精神疾病，导致精神残疾，加大患者的负担。针对目前广东省云浮市大部分县区尚未开展精神疾病防治康复工作，缺乏有关整体精神疾病状况的科学数据，故开展该研究。本文旨在了解云浮市15岁以上人群各类精神疾病的时点患病率和分布特点等，为制定该市精神疾病防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亦为全省农村及城乡结合地区居民的精防工作提供参考。开展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是目前公共卫生单位的一项重要任务之一。本文就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目前的进展进行综述。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患病率；影响因素

　　1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历史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是目前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精神疾病，是目前导致精神残疾的最主要的精神障碍之一。从全球范围看，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居于总疾病负担的前列位置，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精神卫生和社会问题。精神分裂症的起病原因复杂，目前尚无确切的学说可以完整的概括。其常见症状包括幻觉妄想综合征及言行紊乱。严重者出现冲动伤人、毁物等行为。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命安全或身体造成损害[1]。

　　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历史中，精神病学的理论及相应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筛查工具和诊断标准的不断完善，针对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也逐渐建立起相应的研究系统。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均针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了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但随着资料及数据的增加，依然存在较多的疑问，无法有效解答。

　　需要明确诊断精神分裂症，在临床工作中一般由精神科专业人员，如门诊医生或住院医师，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精神检查及相关的诊断标准，以明确诊断，而其中根据精神科专业医师的临床经验及病史资料的收集，保证诊断的正确性，就尤为重要。而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最理想化的模式是，经过规范化培训的精神专业临床医师，参考既定程序，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群进行样本量的逐一筛查，然后依据国际上较为广泛应用的分类诊断标准进行判别。已有相关文献报道，虽然该方法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效果，但目前针对精神障碍流行病学的研究较少采用，因为此方法需要较大的样本量[2]，为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也经历了下述的发展。

　　最早期的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的资料信度及代表性不高。在同一个社区中其他关键信息人、医师等提供的信息资料代表性不强，方法并不适合推广，国内外暂时无类似形式展开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目前，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并没有有效展开。研究者不能根据量表的结果来判断调查对象是否有临床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是这种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

　　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种改良的方法。首先在第一阶段，可以由非精神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在社区人群中采用量表筛查。在完成此阶段后，由精神科临床专业医生对筛查阳性者和部分筛查阴性者进行访谈和诊断。此方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事实上多次重复访谈，第二阶段的应答率不高，同时也增加了其他的后续费用。此方法只能在配合度高的人群中开展，在一般群体中进行时，容易出现不愿意继续访谈的情况。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非精神专业的访谈者使用专业的诊断访谈方法，如美国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设计的诊断工具表[3]最先用于美国流行病学责任区（ECA）研究项目中。后陆续发展出其它诊断访谈工具。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是（CIDI）[4]以及DSM-Ⅳ[5-6]、SCID[7-8]。

　　我国的专家学者们万纯等人[9]于通过对宜春市15岁以上的人群进行研究，17779人研究对象中，终生患病率为6.5‰，时点患病率为5.3‰。王世纪等人[10]于通过对安徽阜阳地区的280037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8‰，时点患病率为4.1‰。

　　2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主要研究工具

　　我国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调查方法，与国外的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与国外相比，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相对偏低。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与调查方法、筛查工具、分类与诊断标准等有关，也与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及对疾病的认识水平不一致相关。

　　SCID是根据DSM-Ⅳ开发而成的诊断工具，要求使用者具有一定的临床经验，用于对DSM-Ⅳ大多数精神障碍进行诊断的半定式检查[11]，也可以用作筛选研究对象。临床医生或受过训练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在熟悉DSM-Ⅳ分类和诊断标准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使用，对SCID-I中的问题均可以做出有效回答。但是，SCID-I不适合用于激越、严重认知缺陷或严重精神症状的个体。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诊断量表或其他方式代替SCID-I以获得想要的信息。总体而言，SCID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CIDI是一种完全定式的交谈检查问卷，精神科医生和非专业人员均容易掌握，在经过简单培训后，能熟练操作。但需要受检者高度的配合[12-13]。CIDI是研究精神疾病的较为理想的社区调查工具。CIDI-3.0的诊断依赖对象的正确回答，通过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以访谈方式获取相应信息。其效度不如半定式访谈，但比临床半定式的访谈具有更高的重测信度。

　　CCMD分类诊断系统是一种通用的调查工具。其中CCMD-3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而编写，适合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但通过CCMD-3而明确诊断的精神障碍，与国外的统计情况仍有差异。一些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的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有升高的趋势，这可能与我国经济水平的及患者就诊意识提高有关[14]。国际疾病分类（ICD-10）是国际上统一使用的临床描述与诊断精神障碍的诊断要点，便于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ICD-10作为适用于国际上各国精神障碍的诊断，却不能含括我国全部精神疾病的患病情况，仍考虑与我国的国情有关。

　　3精神分裂症的影响因素及分布特点

　　3.1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影响因素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因素有社会心理及生物因素。但目前尚无确切的结论。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与精神分裂症的起病有密切联系，越来越受到重视[15-16]。

　　国内外关于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文化程度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密切相关[17-19]。总体来说，不稳定婚姻状况（分居、离婚、再婚、丧偶）、家庭经济收入偏低、受教育程度低等特征的人群患病率较高。家庭经济收入低，导致绝大部份患者不能及时就诊或者支付治疗费用。另外，文化程度低可能使患者在疾病初期不能正确认识自身问题，延误就诊时机有关。

　　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的生物因素，已经有大量国内外临床研究表明，中脑-边缘通路的多巴胺系统活动亢进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这主要通过激动突触后膜D2受体亢进引起[20]。中脑-皮质通路的多巴胺能不足，可引起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如情感淡漠，生活懒散等），这主要因为激动突触后膜上的D1受体不足引起[21]。

　　3.2精神分裂症的人群分布国内外报道较多显示，男性精神分裂症患病率往往低于女性[22-23]，说明女性是精神分裂症的高风险人群。性别差异的可能原因包括人为因素[24]、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三个方面。生物因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涉及内分泌[25-26]、性激素[27]、遗传因素[28]等。目前研究结果的一致性差，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据得出定论。在国内外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所有女性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如受教育程度低、角色压力大、家庭地位低下、缺乏社会权力等等。工作对于男性或者女性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在实际情况中，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过多，女性需要同时完成职员、母亲、家庭主妇的转变，其对人际关系紧张的影响更敏感，而离婚、分离、工作问题对男性的伤害更大[29-30]。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婚姻状况、邻里关系有关。国内外报道中均有提及，在众多生活应激事件中，丧偶或者离婚，是对个体产生应激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增加了精神分裂症的患病可能性。另一方面，精神分裂症患者患病后。已经不能正常地维系婚姻关系及社会人际关系，导致离婚增加，社会生活功能下降。在缺乏工作对个体的保护性作用，以及缺少家庭成员，包括配偶或者关键亲属的支持，提示与配偶建立良好的关系，能加强患者对应激事件的承受能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减少了疾病的发生。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与文化程度也有密切联系。受教育程度越低，患病率越高，表明教育程度低的患者，面对生活中出现问题时，缺乏相应的应变能力。不能进行及时的预警，进行有效的自我调节，不清楚是否有及时就诊需要等有密切关系。可见提高全民素质，增强全民健康意识是目前有效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3.3精神分裂症的地区分布精神分裂症在不同地区的患病率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报道，以连续性的资料观察显示，我国人群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明显增大其城乡间的差异正减小[31]。

　　对于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广东中山市[32]的终生患病率为2.99%。2003年无锡市[33]的时点患病率为1.52%，终生患病率为1.73%；2004年辽宁省[34]的时点患病率为5.03%，终生患病率为11.26%；2004年保定市[35]的时点患病率为13.61%，终生患病率为17.3%；近年来较多报道指出各类精神疾病患病率显著增加，也不能完全解释上述情况的差异性由来。这种差异性，可能与世界各地的经济收入水平、文化教育程度，调查方法，选取样本，使用的诊断工具不同，造成差异性有关。患病率的提高，还可能与患者的就诊意识提高，对健康的关注程度提高有关[36-39]。由精神科专科医院为业务指导，在社会服务机构的配合下，构建医院――社会一体化防治康复管理模式[40]，是今后防控工作的必然趋势。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是一组严重损害患者的生活能力及社会功能的常见精神疾病之一，是精神病中患病率最高的一种疾病[41]，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位居总疾病负担的前10位[42]。随着近年来我国精神分裂症流行病学研究取得一些进展，尽快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社区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的疾病筛查与诊断方法，充分掌握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因素、人群中精神分裂症的患病水平和分布特征，从而为精神障碍政策法规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加强精神卫生疾病监测和科研的工作，要求对精神卫生的科学研究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切莫把精神科学边缘化，积极支持在防治工作中，紧密结合科研成果，予以实际应用。支持参与各种形式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顺利开展。提高精神卫生工作防治的整体水平。同时，完善精神障碍的网络信息监控工作，做好资料收集及上报、保存、归类。有效加强监测工作。国家精神卫生法已经在2013年实行，在执行的实际过程中，肯定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更大范围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的收集，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条文。同时，推动调查研究的顺利进行，不断完善精神分裂症的流行病学研究方法，才能提高我国人群精神分裂症预防和控制水平，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降低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和致残率，促进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减少精神分裂症会社会及人群的危害，这才是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作者：钟书铭，郑洪波，本文来自《中华流行病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