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3-01-06 阅读量:0次 所属栏目:临床医学
第1篇:小细胞肺癌预后因子的研究进展
肺癌可分為小细胞肺癌(SCLC)及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其中小细胞肺癌以分化低、恶性程度高、转移早为特点[1],治疗进展较慢,仍以化疗和放疗为主要治疗手段,只有2%~5%的局限期患者可行手术治疗。虽然小细胞肺癌对化疗和放疗敏感,但易复发,与非小细胞肺癌相比,预后差,5年生存率仅为1%~2%[2]。目前已经被证实小细胞肺癌的预后与年龄、吸烟、分期、治疗方案及有无转移相关[3]。除上述常见因素外,发现多种因子可能与小细胞肺癌预后相关,如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嗜铬蛋白A(CgA)、突触素(Syn)、微小RNA(miRNA)与循环肿瘤细胞(CTC)等。找到能预测小细胞肺癌的预后因素,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1炎性细胞因子
近些年国内外研究证实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慢性炎症有关,慢性炎症刺激引起机体微环境的转变,形成一个有利于肿瘤发生的环境,小细胞肺癌也不例外[4-5]。
1.1C-反应蛋白
CRP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炎症反应最灵敏的指标。已有研究表明CRP升高与肿瘤不良预后相关[6-8]。基于以上研究,我国孙秀娥等[9]将CRP用于小细胞肺癌的预后研究中,通过对86例小细胞肺癌患者治疗前血清CRP水平的测定,以10mg/L为界,发现CRP<10mg/L组的中位生存期为15.43个月,CRP≥10mg/L组的中位生存期为9.20个月,两组生存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CRP升高可能是影响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1.2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
NLR是反映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在机体中的变化,在机体中高中性粒细胞和低淋巴细胞的状态会降低淋巴细胞介导的抗肿瘤反应,促进肿瘤生长,影响患者的预后。国外有研究证实NLR与多种实体肿瘤[10-14]的预后相关,术前高NLR提示肿瘤恶性程度高、预后差。Kang等[15]收集187例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NLR、PLR与小细胞肺癌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初诊时高NLR组小细胞肺癌患者总生存期中位数、无进展生存期中位数均小于低NLR组。并且在初诊及化疗后高NLR组较低NLR组OS及PFS明显缩短。提示NLR是小细胞肺癌独立的预后风险因素。国内黄燚等[16]对112例未经治疗小细胞肺癌患者初次诊断时NLR值及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对于NLR在小细胞肺癌预后中的临床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1.3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
PLR也是机体内炎症反应的重要指标,在肿瘤组织血管中血小板释放促进肿瘤细胞增殖与分化的细胞因子,并且可与肿瘤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形成血小板-癌细胞复合体,加速癌细胞的侵袭和转移。因此PLR也被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预后研究[17-20]。Liu等[21]回顾性分析210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前PLR与一线化疗效果及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PLR水平≥152.6是一线化疗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表明高水平的PLR会导致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不良。Kang等[15]对PLR与小细胞肺癌预后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PLR与临床分期及疾病进展相关,与整体OS无明显相关性。但在局限期患者中高PLR组中位生存期小于低PLR组,说明高PLR在局限期小细胞肺癌预示不良的预后。
2肿瘤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是在癌变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瘤细胞产生并分泌的化学物质,它们以抗原、酶、激素或代谢产物的形式存在于肿瘤细胞或宿主体液中。它们的存在或量变可以反映出肿瘤的性质、肿瘤组织的发生、细胞的分化及功能。高水平的肿瘤标志物的表达,往往提示较差的预后。
2.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存在于神经组织和神经内分泌组织中,是一种参与糖酵解途径的烯醇化酶。小细胞肺癌NSE的含量是正常肺组织的3~35倍。Shibayama等[22]评估NSE和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对小细胞肺癌诊断及预后的临床价值,化疗前高水平NSE的患者完全缓解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NSE的患者,预后差。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NSE水平的高低对小细胞肺癌生存影响比ProGRP更大。说明NSE是小细胞肺癌预后的独立的危险因素,这与Niho等[23]研究结果一致。
2.2嗜铬蛋白A
CgA是存在于正常神经内分泌囊泡的蛋白质,是传统的神经内分泌标志物。张雯雯等[24]研究发现CgA蛋白在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及正常组织中表达的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CgA基因在小细胞肺癌中的阳性率与非小细胞肺癌及正常对照组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CgA基因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和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中阳性率明显高于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和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说明CgA基因检测有助于小细胞肺癌分期,并可能预测小细胞肺癌的预后。国外Petrovi■等[25]研究97例SCLC患者与循环神经内分泌标志物CgA、ProGRP、NSE的關系,血清CgA>56ng/mL,ProGRP>58pg/mL,NSE>19ng/mL的小细胞肺癌患者生存期短,预后差。
2.3突触素
Syn是一种位于胞浆突触前囊泡内的糖蛋白,是最常用于诊断小细胞肺癌的特异性标志物。高福平等[26]研究发现Syn在小细胞癌中的表达为90%,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为32.5%,差异高度有统计学意义(P<0.01)。万辉等[27]的研究发现在43例小细胞肺癌病例中Syn表达率为93.0%,Syn是诊断小细胞肺癌的可靠指标。但目前尚未明确Syn是否与小细胞肺癌预后相关。
2.4增殖细胞核抗原
Ki-67是一种与细胞增殖特异性相关的核抗原,主要用于判断细胞增殖活性。国内外大量文献证明Ki-67基因的高表达与多种肿瘤预后密切相关[28-32]。对于Ki-67与小细胞肺癌,有的学者认为Ki-67可以作为预测小细胞肺癌细胞增殖、转移及预后的指标[33],有的持反对意见[34-35]。因此Ki-67能否作为预测SCLC预后的因子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3基因方面
目前人们正在探索从基因学方面对小细胞肺癌进行研究。miRNA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长19~22个核苷酸非蛋白编码的单链RNA,在转录或转录后水平调节mRNA的表达。研究证实在正常人的血清中miRNA的表达基本一致,当机体发生癌变时其表达会有明显不同。
Miko等[36]发现miRNA-126在大部分SCLC呈低表达,而高表达的miRNA-126可以通过延长H69细胞的G1时程,达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Mancuso等[37]采集50例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细胞为标本对3-miRNA面板进行研究,发现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均表明3-miRNA面板低水平表达的患者生存期较高水平表达长,可预测SCLC的预后。Zhou等[38]发现miRNA-184可抑制SCLC的转移,而miRNA-574-5p则促进SCLC的转移,并且证实miRNA-574-5p是小细胞肺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虽然目前已经证实一些miRNA可以作为小细胞肺癌诊断、治疗和预后的标志物,但仍需更详尽的研究。
4循环肿瘤细胞
CTC是由原发灶或转移灶脱落后释放进入外周血循环的一类肿瘤细胞[39]。对于无法取得癌实体组织的患者,在外周血中检测到肿瘤细胞预示着有可能发生肿瘤转移。近年来国内外关于CTC与小细胞肺癌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多,为CTC在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的应用提供了依据。温坚等[40]对64例SCLC患者(观察组)及同期60例非肺结核良性肿瘤患者(对照组)外周血CTC表达进行研究,发现观察组外周血CTC≥1、5、10、50的阳性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且SCLC患者中广泛期患者外周血CTC≥1、5、10、50的阳性率显著大于局限期患者(P<0.05)。这与之前Hou等[41]的研究一致,即CTC计数会随着肿瘤分期的增加而明显增加,外周血CTC计数广泛期明显高于局限期。此外还得出CTC>300/7.5mL血液SCLC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134d,CTC<2/7.5mL血液SCLC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443d;经过1个疗程一线化疗后大多数患者出现CTC含量下降,在22天时阳性率由80%降至60%。这说明CTC不仅可以反映SCLC患者的分期和评估化疗方案疗效,还可以预测患者的生存期。
目前小细胞肺癌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预后与多种因素相关。通过对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确认及验证,有利于临床医生更详尽地了解小细胞肺癌发生、发展和转移的机制,通过多点位对小细胞肺癌进行干预,更准确的评估患者病情,鉴别高风险人群,针对不同患者制订出个性化治疗方案,延长患者生命,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作者:王洪玲等
第2篇:小切口开胸术治疗肺癌疗效观察及评估
肺癌會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临床研究中缓解患者痛苦是各学者与医师的责任与义务,随着科学技术以及医疗事业的发展,传统手术已经逐渐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在手术过程中的主要切口方式为后外侧切口,不过有时也会使用前外侧切口,但是不论哪种手术方式都会各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临床研究中发现小切口手术具有出血少、切口小等优势,主要操作位置为腋下开刀,手术中不会危及患者神经血管,能够保障有效调节患者上肢运动功能。因此,在肺癌手术治疗中实行小切口开胸术就变得尤为重要[1,2]。现对本院收治的27例肺癌患者实行小切口开胸术的过程报告以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本院2013年12月~2015年12月收治的54例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诊断被确诊。将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参照组与实验组,每组27例。实验组中女12例,男15例,年龄最大76岁,最小44岁,平均年龄(56.38±7.27)岁;其中右肺叶切除17例,左肺叶切除10例;Ⅰ期患者15例,Ⅱ患者8例,Ⅲ患者4例。参照组中女13例,男14例,年龄最大78岁,最小43岁,平均年龄(54.31±8.85)岁;其中右肺叶切除16例,左肺叶切除11例;Ⅰ期患者16例,Ⅱ患者9例,Ⅲ患者2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切除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双腔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实行单侧健肺通气,术中实行控制性降压措施以便于减少伤口出血情况,采取患者健侧卧位,垫高腋下胸部,上举患侧上肢并且向前屈固定在架上。参照组患者实行传统后外侧切口手术,切口向后抵至骶棘肌,向前直到腋前线,长度25~45cm,在手术中需切断患侧背阔肌、斜方肌、菱形肌、后锯肌、前锯肌等肌群,然后经肋间进胸实施手术[3]。实验组患者实行腋下小切口开胸术,选择患侧腋下斜切口,上叶病灶取第5肋间入胸,中叶与下叶病灶取第6肋间入胸,沿肋骨方向依次切开患者皮肤、皮下组织、筋膜等,利用拉钩向后牵拉背阔肌、前锯肌外侧动脉、静脉以及胸背神经,顺着前锯肌肌纤维方向对前锯肌进行分离,然后切开肋间肌直到胸腔,尽可能用长手术设备进行操作,完成胸内手术后进行逐层关胸[4-6]。
1.3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观察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开胸时间、疼痛积分、并发症发生率等指标变化情况。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价患者疼痛程度,10分为最痛,0分为无痛。
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实验组患者住院时间为(7.24±1.24)d、开胸时间为(13.27±2.54)min、疼痛积分为(3.17±0.67)分、并发症发生率为3.70%(1/27);参照组患者住院时间为(15.24±1.07)d、开胸时间为(26.57±3.24)min、疼痛积分为(8.14±0.37)分、并发症发生率为25.93%(7/27);两组住院时间、开胸时间、疼痛积分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25.3806、16.7865、33.7414、5.2826,P<0.05)。
3讨论
肺癌是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近50年来,全世界肺癌的发病率明显增高,在工业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发病率已为男性肿瘤发病的首位。20世纪末,肺癌已成为恶性肿瘤死因中的首位。肺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是手术治疗、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靶向治疗[7]。
手术治疗方式有传统标准开胸手术、小切口开胸手术、电视胸腔镜手术。小切口开胸术是一种保护胸壁肌肉的手术措施,手术过程中在腋下行切口,順着前锯肌肌纤维走向进行剥离,手术过程中可以完整的保留背阔肌,同时也不会切断胸长神经及胸背神经,显著缩短关胸与开胸时间,有效缓解术后疼痛,患侧术后肩关节活动以及上肢活动不会受到限制,患者有效的咳嗽以及早期活动可以显著降低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8-12]。从临床研究资料表明,小切口开胸手术具有出血量少、引流量低、恢复时间短、带管时间短等优势,已经获得临床中的广泛应用。但是在行小切口开胸术中需保证缓慢有序轻柔的进行,防止增加患者术后疼痛,保障手术长期效果,尽可能对淋巴结进行全面清扫[13-15]。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住院时间为(7.24±1.24)d、
开胸时间为(13.27±2.54)min、疼痛积分为(3.17±0.67)分、并发症发生率为3.70%(1/27);参照组患者住院时间为(15.24±1.07)d、开胸时间为(26.57±3.24)min、疼痛积分为(8.14±0.37)分、并发症发生率为25.93%(7/27);两组住院时间、开胸时间、疼痛积分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χ2=25.3806、16.7865、33.7414、5.2826,P<0.05)。
综上所述,将小切口开胸术应用于肺癌治疗中可明显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缓解患者疼痛,缩短住院时间,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作者:张文广
第3篇:数字重建在肺癌放射影像中的应用分析
肺癌为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具有死亡率及发病率高等特点,为威胁人们生命和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许多国家的肺癌发病率显著增加,男性肺癌患者的死亡率以及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患者。肺癌主要是由于人体肺部细胞发生纤维化癌变以及实质性癌变而引起的,为威胁人们生命和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常见的临床症状为呼吸功能障碍、呼吸困难等,研究显示,肺癌的发病机制和长时间大量吸烟密切相关,吸烟患者肺癌发病率为不吸烟患者的15倍左右。在临床中主要治疗方式为化疗、手术切除等,而放射治疗近年来在肺癌患者治疗中取得可观效果,通过采用数字重建,能直接从CT数据获得清晰成像效果。因此,我院对数字重建在肺癌放射影像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探讨数字重建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取我院80例肺癌患者,收治时间为2014年2月~2016年3月,按照不同治疗方式将肺癌患者分为两组。80例患者均符合临床肺癌诊断标准,排除伴有心、肝、肾等严重疾病患者。80例肺癌患者均签署同意书,参与本次研究。观察组患者年龄在31-59岁之间,平均(43.3±2.1)岁,女10例、男30例,平均病程为(101±0.23)年。对照组患者;年龄在31~60岁之间,平均(43.1±2.2)岁,女11例、男29例,平均病程为(1.10±0.11)年。两组肺癌患者的各项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肺癌患者在模拟机下明确肿瘤位置后,实施相关检查(明确患者肿瘤部位后,进行CT扫描,将患者胸腹部金属配饰去除,告知患者保持屏气动作,对患者采用本院提供的螺旋CT机进行检查)。
观察组肺癌患者实施数字重建(根据患者肿瘤位置在Y轴、x轴方向进行移动,CT定位方式和对照组相同,将x线模拟定位片以及放疗定位片图像输入系统中,矫正患者体位准确性,扩大照射范围后,扩大范围约为190mm×200mm,采用软件对患者照射范围扩大差异进行比较,再采用肿瘤骨性标志和转移情況对误差进行判定)。
将两组肺癌患者检查结果进行比较。
1.3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肺癌患者检查后的计划靶体积缩小、心脏剂量下降、骨髓量下降等指标。
1.4统计学处理
本文使用SPSS19.0软件,将两组肺癌患者检查后的计划靶体积缩小、心脏剂量下降、骨髓量下降等指标进行统计处理,各项指标采用t检验,P<0.05表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患者计划靶体积缩小(5601±1321)cm3、心脏剂量下降(19.63±5.65)CGy、骨髓量下降(13.29±4.02)g优于对照组计划靶体积缩小(30.19±10.13)cm3、心脏剂量下降(9.69±2.72)CGy、骨髓量下降(8.01±3.12)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讨论
近年来,环境污染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导致肺癌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肺癌为临床上较为常见且多发的恶性肿瘤,具有死亡率以及发病率高等特点,肺癌主要是由于人体肺部细胞发生纤维化癌变以及实质性癌变而引起的,为威胁人们生命和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常见的临床症状为呼吸功能障碍、呼吸困难等,若未及时控制肺癌病情进展,易造成严重后果,对肺癌患者生命造成威胁。由于肺癌的癌细胞主要在人体颈部淋巴结上,并伴有转移情况,患者实施放射治疗后,能有效控制肺癌病情进展,放射治疗具有快速、无创等优点,目前在临床肺癌患者治疗中被广泛应用。通过分解患者病变位置,能抑制癌细胞转移和扩散,从而延缓肺癌患者的病情进展。
而对患者进行放射治疗的同时,放射靶区精确程度易对患者治疗效果造成影响,通过进行数字重建,能减少放射误差情况,能较好判断放射治疗靶区的误差,数字重建主要是从CT数据中获得x线相关成像情况,通过采用非x线曝光过程,其主要工作分为三个部位:基于深层剥离混合显示算法、基于CUDA生成算法、J基于ITK生成算法等,ITK为医学图像开发包,具有功能强大等特点,在放射影像中取得较为可观的效果。通过采用数字重建,能对放射视野进行定位和校正,能显著降低患者非自主变化或者自主变化造成的误差情况。而肺癌患者进行CT检查时,易受到辐射,易对患者造成伤害,而数字重建通过对放射视野进行定位和校正,并进行双图全览,能使影像学视野较为宽阔,避免检验误差情况发生。
研究显示,对肺癌患者实施放射治疗后,不仅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还能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反复对患者实施放射治疗,易造成患者心肺功能损伤,导致患者出现多种并发症,增加病死率。而在肺癌放射影像中实施数字重建,能减少放疗体积以及体位摆放的误差,从而增加患者进行放射治疗使的体位摆放准确度,减少对患者心肺功能的损害。因此,数字重建技术为肺癌患者首选检查方式[13-151。
经研究表明,观察组、对照组两组肺癌患者采用不同的方式后,观察组患者计划靶体积缩小(56.01±13.21)cm3、心脏剂量下降(19.63±5.65)CGy、骨髓量下降(13.29+4.02)g优于对照组计划靶体积缩小(30.19±10.13)cm3、心脏剂量下降(9.69±2.72)CGy.骨髓量下降(8.01±3.12)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
综上所述,数字重建在肺癌放射影像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增加体位选择的准确性,改善计划靶体积缩小、心脏剂量下降、骨髓量下降等指标,减少放疗的体积,值得临床肺癌放射影像中大力推广与应用。
作者:贾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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